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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深流寻乐道 化育桃李吐芬芳——记“袁妈”与她的学子们

  • 作者:党委宣传部 潘国强 许瑞 赵君  
  •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 发布日期:2016-05-07 08:20:00

   

  袁妈是谁?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园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身量中等、衣着朴素,身材微胖但步履轻捷,慈祥和蔼的老人;然甫一交谈,你会被她那温和的风度和睿智的目光所影响,不由得就要正身受教,三句就会说到学术研究上;她说话调门不高,却言简意赅,让人想不到这样一位思维敏捷的老太太今年已是80岁高龄了。她就是我国著名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资深教授袁静芳。“袁妈”就是众弟子们对她的孺慕之称。

  袁妈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一件是笔耕不辍做学问。这两件事儿,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民族器乐》《乐种学》《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学术成果十余种,成为当代音乐学者书架上的必读书目,而教书育人更堪称是桃李天下、芬芳袭人。仅亲传弟子诸如张伯瑜、肖学俊、景蔚岗、项阳、刘勇、林敬和(意大利)、傅利民、潘国强、吴晓萍、褚历、杨秋悦、傅暮蓉、崔晓娜、李晋源(韩国)、胡晓东、陈瑜……四十多位硕博士,聆听受教于她的学生就更难以计数。这些学生遍布全国,他们在教学、研究、管理等不同领域已展现出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成绩。这是一支奋进在中国传统音乐事业崎岖征途中的“生力军”。

  袁妈育人成才的经验是什么呢?我们采访她时,她很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可宣扬的,我只是平平淡淡地教书,认认真真做学问。这种平淡、认真,就是她的生活常态;然而静水深流,唯其平淡、深邃、安静,才深不可测,蕴蓄着巨大力量。这力量是什么?是一个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事业的使命感,超然于金钱物质的诱惑,在精神境界上无悔地不懈追求。她正是以这种身体力行、躬行示范的方式教育影响着她的学子们。

  

  严与慈——袁妈的育才之道

  采访袁静芳老师诸弟子,问到对袁老师的总体感受是什么?严和慈!袁妈这个称呼在众学子心中集合了“严师”和“慈母”的形象。严是治学的一种态度,一种规格和要求。袁老师的“严”也正是体现在她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在田野工作中的高规格、严要求上,更体现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学术上袁老师独立创新,从不人云亦云的治学思想吸引着众学子们。她说,学生做论文我的要求是完成的论文要有新观点。我不反对学生用新方法,但是我要看研究结果;如果你废话,那就别拿出来。吹大牛、拉大旗,我不喜欢。以前,有不少的学生论文交上来没有音乐,那么大的论文就两三条民歌的音乐,以后出去当老师就给人家唱高调吗?音乐学的文章里音乐分析就一点点,行吗?这种风气被我们卡住了。

  在采访学生时,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会说到对袁妈的敬畏之感。张伯瑜回忆到,袁老师在教学方面是极为严格的,她在课堂上总是能把最前沿的学术问题贯穿其中,例如传统音乐的宫调、乐学问题,乐种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等;而在考试之时往往采用的是现场写作的形式,在给定的四到五小时之内写出兼具学术性与研究性质的论文。这无论对于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来说,都是一种严格的考验。

  肖学俊回忆,“袁妈”这一雅号,最先应该是出自俞人豪老师和他本人。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距今天20年了,那时袁老师刚刚60出头。袁老师对于学生、同事的那种既威严又慈爱的情怀,与充满了敬畏与尊重的“袁妈”浑然天成。那几年袁老师正全力开拓远程音乐教育,有很多工作需要教务处配合,其中不乏困难和挑战,按照袁老师的工作作风,是不允许谈困难的。所以时任教务处处长俞人豪教授和他有一句调侃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袁妈打电话。”只要电话一来,准有硬任务。

  而据潘国强回忆读书期间,袁妈对于学生的日常作业要求非常严格。他说,每次上交的作业无论篇幅长短,均不许手写,而必须交打印稿。杨秋悦也说,她接触电脑就从看着DOS界面的黑屏打作业开始的。现在回想,那还是电脑根本没有普及的年代,而当时追求“时髦”的袁妈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看似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却体现了袁妈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要求学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这或许就是,袁妈为什么在全国率先开创了“远程音乐教育”,领头做“音乐数据库”的建设等一系列信息化时代的大工程。

  项阳在跟随袁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参与到《文物大系•山西卷》的工作中了,并且《中国弓弦乐器史》正处于写作过程中。正值博士选题,他认为自己已忙得焦头烂额,因此想把《中国弓弦乐器史》这一课题再进行深入挖掘,成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但当袁老师看到他写的一篇有感“山西乐户”的文章时,非常感兴趣地询问相关信息,最终建议其选定该题作为博士攻坚的目标。项阳反复提出太忙,研究一个新对象恐怕力不从心。袁老师“狠心”地不听他的理由与辩解,坚持要他研究山西乐户。如果不是袁老师的“执意”坚持,恐怕就没有了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博士论文《山西乐户研究》。提起袁老师的这种学术的敏感度以及她的坚持,项阳的心中充满感激和钦佩。

  袁妈的“严”不仅是体现在她在学校课堂教学中,更体现在治学上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学生们从跟着她下田野,在她的指导下手把手做田野工作,获得了学术实践的严格训练。潘国强谈到,他在攻读硕士与博士期间就曾多次跟随袁妈深入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活动,时间长短不同,动辄三五天,长则达到一两个星期。记得曾经在河北巨鹿的一次调查活动就持续了一周的时间。那是对于当地道教打醮仪式及其音乐的一次全程实录。为了记录全部过程,他们每天必须在凌晨三点多起床,四点准时到达仪式进行现场。这种仪式不仅仅要持续一整天,而且往往会在期间多次往返于几个地点。一天的仪程下来他们已是筋疲力尽,但是一天的工作并未结束。他们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与仪式执行者与乐器演奏者进行交流之后再整理一天的采录资料。而第二天依然是三点多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

  袁妈对这次田野调查活动回忆时,风趣的说:“潘国强说把他累得够呛,辛亏三天,要是四天,他就要死那了(大笑)。嗯,他(潘国强)也不容易,晚上12点仪式结束,他还要陪道士吃点、喝点酒,凌晨四点又要起来做记录,还要照顾我,我当时住县城,凌晨三点多要赶往仪式现场。” 潘国强说,我们对袁妈的敬畏,是因为她自身的人格魅力,精神层面震服我们的一种气质。做田野调查是学生必修的课程,袁妈的严谨规范的操作流程及丰富的采风经验,为学生的田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每一次的田野调查,袁妈都是身体力行,手把手地指导,培养出了一名名业务能力过硬的学生。学生从袁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而是更真切、全面地感受到她执着的工作热情与精神,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这也无形地增强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深深的责任感与自豪感。

  严立本,慈出新。如果说一个“严”字概括了袁静芳教授在教学、治学上的态度与规格;那么“慈”就是她对发掘学生个性,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态度。面对学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奇思妙想,她的态度是包容、宽厚。对于论文写作,她说,我不要求别人学我这样,非得按照一个固定模式来套,关键是做出来论文得有内容,这是原则。

  据袁老师说,褚历读博士期间,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和她激烈的辩论,以至于别的老师认为他们是在吵架。

  张伯瑜回忆自己本科求学时期的往事。他说,袁老师特别鼓励与支持学生在专业研究过程中的创新。我本科那会儿研究打击乐的学生还非常少,受到当时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模型来呈现事物本质特征与规律的启发,我曾经设想制作一个“打击乐节奏模型”,以此具象地展现中国打击乐特有的节奏特质、内在结构与发展规律。对于这样一个很大胆的想法,袁老师特别支持我去做。虽然后来这一模型并没有设计成功,但是我将中国打击乐丰富的外在形态还原为四种基本类型,并且又具体梳理这四种基本类型如何还原为具体的节奏形态的过程,以这篇研究成果参加了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年会,受到了著名打击乐研究家李民雄老师肯定,认为这份研究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当时我是一名本科四年级的学生,这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鼓励。

  景蔚岗回忆到:读博期间,袁妈给予我广阔的认知空间,鼓励我探讨别人没能深入探讨的领域,鼓励我不拘陈套、勇于创新,甚至宽容我的某些见解与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我们为了某个问题会各执己见,辩论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是令人难忘的。袁妈对问题认识之冷静客观,对学理逻辑之驾轻就熟,对学生偏颇之循循善诱,对学术研究之精益求精,对教书育人之满腔热忱;三年潜移默化,使我在做人做学问方面获益良多,对师道尊严的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领会。我的博士论文能荣获中央音乐学院优秀博士论文,袁妈在其中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艰辛,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论文写作修改的这段时间恰当袁妈患眼疾,近30万字的论文,三易其稿,每次审阅袁妈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提出上百处的意见。  

  关爱与感恩——袁妈的师生之情

  袁妈的人际交往哲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她说,我和我的学生们的情谊是建立在教学之上。学术上学生们特别尊重我,生活上没什么太密切来往。虽然生活中没有太多往来,其实你深深在他的心里。他特别尊重你,其实这个是有感觉的,越到老越有感觉。比如,我的留学生,英国的斯蒂芬,他讲话有些磕巴,据说他的磕巴还是没好,不知道他的讲课学生会不会笑他。他不是来我这攻读学位的,他那时候大概已经是博士了吧,所以是跟我进修的,我还带他下田野采过风。他回英国后有一次说:“袁老师,我用了三个月时间,把您的《料峭家族》看完了,您写得真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是个英国人,用三个月去认真读我的文章。那之后一年多,我在四个英文的国际期刊上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把我的名字纳入了《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记》《牛津大学国际名人传(亚太地区)》,我挺受感动。

  尽管袁老师一再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对于一个纯粹的学者来说,生活和学术的边界又如何能截然分开呢?一个人才的成熟绝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完成的。人才的指标也绝不仅是体现在专业素养等智商方面,同时还应当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看到未来发展的眼光。如果说最深沉的爱就藏在对内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那么带领学生参加到广阔的学术界去开眼长见识,历练促其走向全面成熟,那就体现着老师的大智慧。袁老师瞅准时机,为学生更好地学习、更快地成长创造各种机会。褚历说,袁老师总是在学生学习、成长的最关键的转折点、岔路口等处给以学生最大的支持与帮助,像是一盏指路明灯。但是这些对于学生来说的重大选择问题,由于时间的流逝以及事务的繁忙,她自己逐渐淡忘了,这种爱却被学生深深地感受并埋藏到了心底。

  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肖学俊谈到,还在本科学习阶段,我就跟随袁老师参加过不止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并在其中宣读论文。袁妈还安排我参加了智化寺京音乐团的赴台湾交流演出活动。袁妈总是力图给学生创造各种开眼界的机会。为了完成学士论文写作,袁妈又亲自带着我到河北固安屈家营进行调查、学习。肖学俊说,袁妈在我人生几次关键节点上给予了鼓励和支持。1993年我硕士毕业,同时留在了系里和教务处工作,以管理为主。那几年我常常纠结于教务管理与学术提升之间的矛盾,袁妈总是教导我要以学院需要为上,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兼顾专业发展,这才使我的心态逐渐稳定下来,安心投入管理。2005年,学校有意派我到新疆艺术学院挂职,完成教育部的援疆任务。当时我正在参与珠海校区的筹建工作,同时刚考上袁老师的在职博士,认为这个时候去新疆工作太过折腾,所以不大愿意赴疆挂职。这时,袁老师动员我说,去新疆工作是学院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要识大体。再者到了新疆可以拓展我的学术视野,利于博士论文的完成。就这样,我欣然赴疆。事实证明,挂职新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不仅圆满完成援疆任务,在疆工作期间写就的博士论文获得好评,而且在生活上也收获颇丰。每每想到此,我不禁感叹:袁妈,高人也!

  项阳说,袁老师曾把我介绍到《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编审委员会之中,让我有更多学习、实践的机会。虽然在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的资料搜集、案头梳理以研究之中地方上的专家学者已经非常努力、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因此使得《器乐集成》的稿件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认为我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看得很准、很全面。但袁老师告诉我,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牵涉到方方面面条件、原因的结果,有些可以通过努力进一步解决,有些暂时还无法解决。因此,对于稿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判断,不能把问题不假思索地都扔出来,让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去一一解决。仔细回想后感觉到,这些年来袁老师能够跟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和睦相处,其实就在于双方的互相尊重与包容。这其实是一位学者的大家风范,而这种风范一直影响着众多学子。

  此外,袁老师对于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遇到、交往的民间艺人体现出极大的体谅与关怀,这对学生产生了深深的影响。项阳谈到,在他攻读博士期间,有一次陪同袁老师一起到河北廊坊某村调查音乐会,在临别时给音乐会捐赠了2000元钱。这不仅在当时(20世纪90年代末),就是在今天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不仅体现了袁老师对于民间艺人坚持传承民间音乐的一种肯定,而且也体现了他对于民间艺术、艺人的尊重。

  人说父爱如山,是一种深沉;母爱如水,体现出的是细腻,袁妈对学子的关爱兼而有之。学术是立身之本,最深沉的爱就藏在对内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袁妈对学子的爱体现在事业上、生活上的细腻关怀,营造良好的学术成长环境,这样才做到了英才济济,各擅胜场。

  项阳说,他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跟随袁老师学习,当时的求学生活还非常拮据。于是袁妈就让他把一年之中来往家与学校的火车票、地铁票都积攒下来,说帮他报销。项阳因此真的攒了一年的票交给了袁老师,袁老师不久就把报销的钱给了他。项阳接到钱的那一刻,心里非常感激。此事过去很久,项阳在跟别人谈起时才了解到,其实像公交车票、地铁车票这一类的票据,财务处那里是不报销的。真相是袁妈用自己本不丰厚,但又要养儿育女、维持基本家庭生活开支的工资,默默资助学生度过难关。讲到这里,一项开朗、乐观的项阳不禁哽咽。

  李晋源是袁老师培养的一名韩国留学生。他通过自己的刻苦自学,第一次考试,便成功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跟随袁妈攻读博士。因为基础差在各门课程以及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使一向就从严要求学生的袁老师都非常感动。由于语言的障碍,他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他也没钱像当时很多其他留学生请人校对修改。袁老师看在眼里,在李晋源修改论文的阶段每天早晨坚持六点半到办公室,帮助他一一扫除基本的语言问题。就是在这样手把手的帮助下,李晋源终于于2002年获得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学位,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李晋源一直特别感激袁老师为自己付出的心血,以至于从博士即将毕业之时便开始称呼袁老师为“袁妈妈”并直至现在。每次袁老师到韩国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李晋源总是以一个孩子的身份接待袁妈妈,甚至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赠送给袁妈,这被袁妈婉言谢绝了,但他的这份孝心与感恩之心却给了袁妈深深印象。

  除了这些人生关键时刻地指点和有力援手,在生活的细节上,学子们也体会到了袁妈细腻的关爱。袁妈自己说,早些年,大众生活水平还都普遍较低的时候,虽然她的工资收入也很低,并且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但总是会在逢年过节之时把家在异乡的学生们召集到她家里来,从自己本不是很丰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给学生们改善伙食,使他们切身地感受到家庭的关怀与温暖。由于学生较多,为了让大家吃饱、吃好,袁老师与伊鸿书老师总会在工作之余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去采购食材,之后再亲自下厨做饭。袁老师最拿手的菜包括烧鸡翅、炸春卷、拌沙拉、蒜苗炒肉丝等。学生们有相当一部分还处于长身体的年龄,饭量大,不仅要味道好,而且还一定让他们吃饱,因此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到饭菜味道好且分量足。除了过节,许多学生日常也在袁老师家吃饭,从而为学习与研究节约出了不少的时间。杨秋悦说,袁老师记得很多学生生日,生日那天我总能收到她的祝福短信,特别感动。

  袁老师与伊老师之间相互理解、支持、相敬如宾的融洽关系,以及二位师长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使他们的每一位学生都看在眼中,暖在心间。景蔚岗老师说:受袁静芳先生的影响,上下许多届的同门学子们,不论男女、年龄、工作、地位不同,天南地北都保持着联系。大家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精神上互相勉励,共享事业和友情带给每一位成员的快乐。学生们每每相聚,都会感念在中央音乐学院同门学习的那些美好时光,感念袁静芳先生把他们彼此团结在一起,“袁妈”的称呼正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真情称呼。

  袁老师不仅对于自己的学生关心、体贴,而且还对于学生的家属、亲人也挂念在心,常常嘘寒问暖。例如潘国强老师的母亲曾因身体不适而住院,袁老师便不时询问治疗情况,而且在痊愈出院之后还经常问及老人的身体状况。 

  

  恰逢“继往开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暨袁静芳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为这位尊敬的学者、长者,敬爱的袁妈,献上一份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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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深流寻乐道 化育桃李吐芬芳——记“袁妈”与她的学子们

作者:党委宣传部 潘国强 许瑞 赵君来源:中央音乐学院发布日期:2016-05-07 08:20:00本栏目内容由院长办公室负责维护

   

  袁妈是谁?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园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身量中等、衣着朴素,身材微胖但步履轻捷,慈祥和蔼的老人;然甫一交谈,你会被她那温和的风度和睿智的目光所影响,不由得就要正身受教,三句就会说到学术研究上;她说话调门不高,却言简意赅,让人想不到这样一位思维敏捷的老太太今年已是80岁高龄了。她就是我国著名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资深教授袁静芳。“袁妈”就是众弟子们对她的孺慕之称。

  袁妈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一件是笔耕不辍做学问。这两件事儿,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民族器乐》《乐种学》《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学术成果十余种,成为当代音乐学者书架上的必读书目,而教书育人更堪称是桃李天下、芬芳袭人。仅亲传弟子诸如张伯瑜、肖学俊、景蔚岗、项阳、刘勇、林敬和(意大利)、傅利民、潘国强、吴晓萍、褚历、杨秋悦、傅暮蓉、崔晓娜、李晋源(韩国)、胡晓东、陈瑜……四十多位硕博士,聆听受教于她的学生就更难以计数。这些学生遍布全国,他们在教学、研究、管理等不同领域已展现出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成绩。这是一支奋进在中国传统音乐事业崎岖征途中的“生力军”。

  袁妈育人成才的经验是什么呢?我们采访她时,她很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可宣扬的,我只是平平淡淡地教书,认认真真做学问。这种平淡、认真,就是她的生活常态;然而静水深流,唯其平淡、深邃、安静,才深不可测,蕴蓄着巨大力量。这力量是什么?是一个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事业的使命感,超然于金钱物质的诱惑,在精神境界上无悔地不懈追求。她正是以这种身体力行、躬行示范的方式教育影响着她的学子们。

  

  严与慈——袁妈的育才之道

  采访袁静芳老师诸弟子,问到对袁老师的总体感受是什么?严和慈!袁妈这个称呼在众学子心中集合了“严师”和“慈母”的形象。严是治学的一种态度,一种规格和要求。袁老师的“严”也正是体现在她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在田野工作中的高规格、严要求上,更体现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学术上袁老师独立创新,从不人云亦云的治学思想吸引着众学子们。她说,学生做论文我的要求是完成的论文要有新观点。我不反对学生用新方法,但是我要看研究结果;如果你废话,那就别拿出来。吹大牛、拉大旗,我不喜欢。以前,有不少的学生论文交上来没有音乐,那么大的论文就两三条民歌的音乐,以后出去当老师就给人家唱高调吗?音乐学的文章里音乐分析就一点点,行吗?这种风气被我们卡住了。

  在采访学生时,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会说到对袁妈的敬畏之感。张伯瑜回忆到,袁老师在教学方面是极为严格的,她在课堂上总是能把最前沿的学术问题贯穿其中,例如传统音乐的宫调、乐学问题,乐种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等;而在考试之时往往采用的是现场写作的形式,在给定的四到五小时之内写出兼具学术性与研究性质的论文。这无论对于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来说,都是一种严格的考验。

  肖学俊回忆,“袁妈”这一雅号,最先应该是出自俞人豪老师和他本人。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距今天20年了,那时袁老师刚刚60出头。袁老师对于学生、同事的那种既威严又慈爱的情怀,与充满了敬畏与尊重的“袁妈”浑然天成。那几年袁老师正全力开拓远程音乐教育,有很多工作需要教务处配合,其中不乏困难和挑战,按照袁老师的工作作风,是不允许谈困难的。所以时任教务处处长俞人豪教授和他有一句调侃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袁妈打电话。”只要电话一来,准有硬任务。

  而据潘国强回忆读书期间,袁妈对于学生的日常作业要求非常严格。他说,每次上交的作业无论篇幅长短,均不许手写,而必须交打印稿。杨秋悦也说,她接触电脑就从看着DOS界面的黑屏打作业开始的。现在回想,那还是电脑根本没有普及的年代,而当时追求“时髦”的袁妈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看似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却体现了袁妈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要求学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这或许就是,袁妈为什么在全国率先开创了“远程音乐教育”,领头做“音乐数据库”的建设等一系列信息化时代的大工程。

  项阳在跟随袁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参与到《文物大系•山西卷》的工作中了,并且《中国弓弦乐器史》正处于写作过程中。正值博士选题,他认为自己已忙得焦头烂额,因此想把《中国弓弦乐器史》这一课题再进行深入挖掘,成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但当袁老师看到他写的一篇有感“山西乐户”的文章时,非常感兴趣地询问相关信息,最终建议其选定该题作为博士攻坚的目标。项阳反复提出太忙,研究一个新对象恐怕力不从心。袁老师“狠心”地不听他的理由与辩解,坚持要他研究山西乐户。如果不是袁老师的“执意”坚持,恐怕就没有了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博士论文《山西乐户研究》。提起袁老师的这种学术的敏感度以及她的坚持,项阳的心中充满感激和钦佩。

  袁妈的“严”不仅是体现在她在学校课堂教学中,更体现在治学上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学生们从跟着她下田野,在她的指导下手把手做田野工作,获得了学术实践的严格训练。潘国强谈到,他在攻读硕士与博士期间就曾多次跟随袁妈深入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活动,时间长短不同,动辄三五天,长则达到一两个星期。记得曾经在河北巨鹿的一次调查活动就持续了一周的时间。那是对于当地道教打醮仪式及其音乐的一次全程实录。为了记录全部过程,他们每天必须在凌晨三点多起床,四点准时到达仪式进行现场。这种仪式不仅仅要持续一整天,而且往往会在期间多次往返于几个地点。一天的仪程下来他们已是筋疲力尽,但是一天的工作并未结束。他们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与仪式执行者与乐器演奏者进行交流之后再整理一天的采录资料。而第二天依然是三点多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

  袁妈对这次田野调查活动回忆时,风趣的说:“潘国强说把他累得够呛,辛亏三天,要是四天,他就要死那了(大笑)。嗯,他(潘国强)也不容易,晚上12点仪式结束,他还要陪道士吃点、喝点酒,凌晨四点又要起来做记录,还要照顾我,我当时住县城,凌晨三点多要赶往仪式现场。” 潘国强说,我们对袁妈的敬畏,是因为她自身的人格魅力,精神层面震服我们的一种气质。做田野调查是学生必修的课程,袁妈的严谨规范的操作流程及丰富的采风经验,为学生的田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每一次的田野调查,袁妈都是身体力行,手把手地指导,培养出了一名名业务能力过硬的学生。学生从袁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而是更真切、全面地感受到她执着的工作热情与精神,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这也无形地增强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深深的责任感与自豪感。

  严立本,慈出新。如果说一个“严”字概括了袁静芳教授在教学、治学上的态度与规格;那么“慈”就是她对发掘学生个性,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态度。面对学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奇思妙想,她的态度是包容、宽厚。对于论文写作,她说,我不要求别人学我这样,非得按照一个固定模式来套,关键是做出来论文得有内容,这是原则。

  据袁老师说,褚历读博士期间,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和她激烈的辩论,以至于别的老师认为他们是在吵架。

  张伯瑜回忆自己本科求学时期的往事。他说,袁老师特别鼓励与支持学生在专业研究过程中的创新。我本科那会儿研究打击乐的学生还非常少,受到当时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模型来呈现事物本质特征与规律的启发,我曾经设想制作一个“打击乐节奏模型”,以此具象地展现中国打击乐特有的节奏特质、内在结构与发展规律。对于这样一个很大胆的想法,袁老师特别支持我去做。虽然后来这一模型并没有设计成功,但是我将中国打击乐丰富的外在形态还原为四种基本类型,并且又具体梳理这四种基本类型如何还原为具体的节奏形态的过程,以这篇研究成果参加了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年会,受到了著名打击乐研究家李民雄老师肯定,认为这份研究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当时我是一名本科四年级的学生,这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鼓励。

  景蔚岗回忆到:读博期间,袁妈给予我广阔的认知空间,鼓励我探讨别人没能深入探讨的领域,鼓励我不拘陈套、勇于创新,甚至宽容我的某些见解与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我们为了某个问题会各执己见,辩论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是令人难忘的。袁妈对问题认识之冷静客观,对学理逻辑之驾轻就熟,对学生偏颇之循循善诱,对学术研究之精益求精,对教书育人之满腔热忱;三年潜移默化,使我在做人做学问方面获益良多,对师道尊严的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领会。我的博士论文能荣获中央音乐学院优秀博士论文,袁妈在其中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艰辛,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论文写作修改的这段时间恰当袁妈患眼疾,近30万字的论文,三易其稿,每次审阅袁妈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提出上百处的意见。  

  关爱与感恩——袁妈的师生之情

  袁妈的人际交往哲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她说,我和我的学生们的情谊是建立在教学之上。学术上学生们特别尊重我,生活上没什么太密切来往。虽然生活中没有太多往来,其实你深深在他的心里。他特别尊重你,其实这个是有感觉的,越到老越有感觉。比如,我的留学生,英国的斯蒂芬,他讲话有些磕巴,据说他的磕巴还是没好,不知道他的讲课学生会不会笑他。他不是来我这攻读学位的,他那时候大概已经是博士了吧,所以是跟我进修的,我还带他下田野采过风。他回英国后有一次说:“袁老师,我用了三个月时间,把您的《料峭家族》看完了,您写得真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是个英国人,用三个月去认真读我的文章。那之后一年多,我在四个英文的国际期刊上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把我的名字纳入了《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记》《牛津大学国际名人传(亚太地区)》,我挺受感动。

  尽管袁老师一再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对于一个纯粹的学者来说,生活和学术的边界又如何能截然分开呢?一个人才的成熟绝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完成的。人才的指标也绝不仅是体现在专业素养等智商方面,同时还应当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看到未来发展的眼光。如果说最深沉的爱就藏在对内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那么带领学生参加到广阔的学术界去开眼长见识,历练促其走向全面成熟,那就体现着老师的大智慧。袁老师瞅准时机,为学生更好地学习、更快地成长创造各种机会。褚历说,袁老师总是在学生学习、成长的最关键的转折点、岔路口等处给以学生最大的支持与帮助,像是一盏指路明灯。但是这些对于学生来说的重大选择问题,由于时间的流逝以及事务的繁忙,她自己逐渐淡忘了,这种爱却被学生深深地感受并埋藏到了心底。

  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肖学俊谈到,还在本科学习阶段,我就跟随袁老师参加过不止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并在其中宣读论文。袁妈还安排我参加了智化寺京音乐团的赴台湾交流演出活动。袁妈总是力图给学生创造各种开眼界的机会。为了完成学士论文写作,袁妈又亲自带着我到河北固安屈家营进行调查、学习。肖学俊说,袁妈在我人生几次关键节点上给予了鼓励和支持。1993年我硕士毕业,同时留在了系里和教务处工作,以管理为主。那几年我常常纠结于教务管理与学术提升之间的矛盾,袁妈总是教导我要以学院需要为上,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兼顾专业发展,这才使我的心态逐渐稳定下来,安心投入管理。2005年,学校有意派我到新疆艺术学院挂职,完成教育部的援疆任务。当时我正在参与珠海校区的筹建工作,同时刚考上袁老师的在职博士,认为这个时候去新疆工作太过折腾,所以不大愿意赴疆挂职。这时,袁老师动员我说,去新疆工作是学院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要识大体。再者到了新疆可以拓展我的学术视野,利于博士论文的完成。就这样,我欣然赴疆。事实证明,挂职新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不仅圆满完成援疆任务,在疆工作期间写就的博士论文获得好评,而且在生活上也收获颇丰。每每想到此,我不禁感叹:袁妈,高人也!

  项阳说,袁老师曾把我介绍到《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编审委员会之中,让我有更多学习、实践的机会。虽然在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的资料搜集、案头梳理以研究之中地方上的专家学者已经非常努力、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因此使得《器乐集成》的稿件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认为我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看得很准、很全面。但袁老师告诉我,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牵涉到方方面面条件、原因的结果,有些可以通过努力进一步解决,有些暂时还无法解决。因此,对于稿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判断,不能把问题不假思索地都扔出来,让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去一一解决。仔细回想后感觉到,这些年来袁老师能够跟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和睦相处,其实就在于双方的互相尊重与包容。这其实是一位学者的大家风范,而这种风范一直影响着众多学子。

  此外,袁老师对于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遇到、交往的民间艺人体现出极大的体谅与关怀,这对学生产生了深深的影响。项阳谈到,在他攻读博士期间,有一次陪同袁老师一起到河北廊坊某村调查音乐会,在临别时给音乐会捐赠了2000元钱。这不仅在当时(20世纪90年代末),就是在今天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不仅体现了袁老师对于民间艺人坚持传承民间音乐的一种肯定,而且也体现了他对于民间艺术、艺人的尊重。

  人说父爱如山,是一种深沉;母爱如水,体现出的是细腻,袁妈对学子的关爱兼而有之。学术是立身之本,最深沉的爱就藏在对内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袁妈对学子的爱体现在事业上、生活上的细腻关怀,营造良好的学术成长环境,这样才做到了英才济济,各擅胜场。

  项阳说,他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跟随袁老师学习,当时的求学生活还非常拮据。于是袁妈就让他把一年之中来往家与学校的火车票、地铁票都积攒下来,说帮他报销。项阳因此真的攒了一年的票交给了袁老师,袁老师不久就把报销的钱给了他。项阳接到钱的那一刻,心里非常感激。此事过去很久,项阳在跟别人谈起时才了解到,其实像公交车票、地铁车票这一类的票据,财务处那里是不报销的。真相是袁妈用自己本不丰厚,但又要养儿育女、维持基本家庭生活开支的工资,默默资助学生度过难关。讲到这里,一项开朗、乐观的项阳不禁哽咽。

  李晋源是袁老师培养的一名韩国留学生。他通过自己的刻苦自学,第一次考试,便成功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跟随袁妈攻读博士。因为基础差在各门课程以及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使一向就从严要求学生的袁老师都非常感动。由于语言的障碍,他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他也没钱像当时很多其他留学生请人校对修改。袁老师看在眼里,在李晋源修改论文的阶段每天早晨坚持六点半到办公室,帮助他一一扫除基本的语言问题。就是在这样手把手的帮助下,李晋源终于于2002年获得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学位,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李晋源一直特别感激袁老师为自己付出的心血,以至于从博士即将毕业之时便开始称呼袁老师为“袁妈妈”并直至现在。每次袁老师到韩国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李晋源总是以一个孩子的身份接待袁妈妈,甚至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赠送给袁妈,这被袁妈婉言谢绝了,但他的这份孝心与感恩之心却给了袁妈深深印象。

  除了这些人生关键时刻地指点和有力援手,在生活的细节上,学子们也体会到了袁妈细腻的关爱。袁妈自己说,早些年,大众生活水平还都普遍较低的时候,虽然她的工资收入也很低,并且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但总是会在逢年过节之时把家在异乡的学生们召集到她家里来,从自己本不是很丰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给学生们改善伙食,使他们切身地感受到家庭的关怀与温暖。由于学生较多,为了让大家吃饱、吃好,袁老师与伊鸿书老师总会在工作之余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去采购食材,之后再亲自下厨做饭。袁老师最拿手的菜包括烧鸡翅、炸春卷、拌沙拉、蒜苗炒肉丝等。学生们有相当一部分还处于长身体的年龄,饭量大,不仅要味道好,而且还一定让他们吃饱,因此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到饭菜味道好且分量足。除了过节,许多学生日常也在袁老师家吃饭,从而为学习与研究节约出了不少的时间。杨秋悦说,袁老师记得很多学生生日,生日那天我总能收到她的祝福短信,特别感动。

  袁老师与伊老师之间相互理解、支持、相敬如宾的融洽关系,以及二位师长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使他们的每一位学生都看在眼中,暖在心间。景蔚岗老师说:受袁静芳先生的影响,上下许多届的同门学子们,不论男女、年龄、工作、地位不同,天南地北都保持着联系。大家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精神上互相勉励,共享事业和友情带给每一位成员的快乐。学生们每每相聚,都会感念在中央音乐学院同门学习的那些美好时光,感念袁静芳先生把他们彼此团结在一起,“袁妈”的称呼正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真情称呼。

  袁老师不仅对于自己的学生关心、体贴,而且还对于学生的家属、亲人也挂念在心,常常嘘寒问暖。例如潘国强老师的母亲曾因身体不适而住院,袁老师便不时询问治疗情况,而且在痊愈出院之后还经常问及老人的身体状况。 

  

  恰逢“继往开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暨袁静芳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为这位尊敬的学者、长者,敬爱的袁妈,献上一份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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