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音要闻

培德育才 教泽绵长 ——纪念赵沨院长诞辰105周年暨逝世20周年

  • 作者: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 发布日期:2021-11-02 09:39:00

  在中央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一层大厅的西南角,矗立着一位老人的塑像。他手持烟斗,面带微笑,用深邃而充满睿智的眼神,注视着穿梭往来的师生,默默守护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音乐殿堂。他就是“央音”第二任院长赵沨(1916-2001)同志。今年是赵院长诞辰105周年暨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2010年赵沨塑像落成,塑像旁为其夫人吴锡麟老师(时在琴房楼友谊厅门前)。

  赵沨的一生坎坷跌宕,富于传奇色彩。他少小离家投身革命洪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左翼文艺和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名文化官员。1956年12月,年方40的赵沨正式由文化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党委第二书记,之后又历任书记、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等职,为这所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建设与发展,筚路蓝缕,孜孜以求。退居二线后,他接替彭佩云同志,连任第二、三届国家艺教委主任。赵沨逝世时(2001年9月1日),新华社在电讯稿中把他誉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左:1945年,时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赵沨与宣传部长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合影。

  右上:1942年,赵沨(左)与文化、民主人士李公朴(中)、张光年(右)在昆明北仓坡郑一斋先生家花园里。

  右中:1948年初,赵沨在由其与黄力丁、陈卓然、丁波等人创办的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上课,钢琴伴奏吴锡麟。

  右下:赵沨(右2)与中华音乐院(香港)教师叶素、李凌、严良堃、陈良合影。该校由“新音乐社”创建于1947年,为我校前身之一。

  左:1949年,赵沨从香港回国参加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

  右上:1949年,赵沨(第四排右2)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右下:1956年,赵沨(中间者)作为“中国艺术团”艺术指导兼副团长,与团长楚图南(左1)一起,率团赴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拉美国家访问演出。其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曾被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看重。

  赵院长既是一位有思想有学识有满腹韬略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才干有威信有人格魅力的管理者。他曾多次表示,办教育就是要出人才、出学术研究成果、出办学经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作为一位教育家,赵沨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育人方面的独到之处。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高等音乐专业学校不应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场所,应同时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他十分赞同美术大家徐悲鸿提出的“广博其知识,完善其专业,高尚其志趣,澄清其品格”的人才培养理念。他认为,广博的知识是一切专业必备的基础,进一步通过全面的艺术素质训练,才能达到高尚其志趣的目的,最终通过正确的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陶冶,才能达到澄清其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古人说的育人、树人的要求,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全面发展新人的要求。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亲自讲授《毛泽东思想与文艺批评》《形势与任务》等课程;为了使音乐基础课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副科”老师的积极性,他把钢琴共同课教师从钢琴教研室中独立出来,成立钢琴共同必修课教研室(1957年),同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向“副科”老师予以倾斜;为了丰富学生的文化修养,他组织教学部门开设艺术概论、文学欣赏、美术鉴赏等课程(仅1961年就开设新课10余门)和有关戏曲、电影等姊妹艺术的专题讲座;为了开阔学生们的学术视野,他亲自给文化部领导写信(1961年),特批给学校10多部苏联和美国的音乐电影。

  20世纪40年代曾在云南开展民主运动、并在云南大学附中任教的赵沨,对西南联大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颇为赞赏,认为专业音乐教育应将“计划教学体系”(他自己杜撰的名词)与“自由教学体系”(欧美的“个性教育”)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他曾尝试在学校开设选修课,而这一教育思想的真正实现,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他在一篇题为《音乐教育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79.10)的文章中提出,“音乐院校实行‘修毕考试制’可能比较合适。就是每修完一门课程,举行考试,成绩合格作为修毕。另外,多开一些选修课,使学生在可能的条件下自愿选修,以适应学生个人的志趣。这种做法可能更适应音乐院校的特点。”这一主张在其卸任(1982年)后的1985年变为现实——在于润洋副院长(当时主管教学工作)的主持下,学校在全国艺术院校中率先实施学年学分制(自1983年开始酝酿)。

  1990年,赵沨与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吕骥(其前任)和原院长吴祖强(其后任)、于润洋合影(从右至左)。

  此外,在该文中,赵沨还提到了专业音乐教育中的另一个问题:音乐教学的技艺性很强,同时,风格和个性也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与学生之间如果“不对路”,教学效果会打折扣。因此,他积极推行“双选制”(老师可以选学生,学生也可以选老师),同时要求教研组需通过民主协商来分配学生,并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学活动,与个别教学相结合。1980年,声乐系首次实行“双选”,取得良好成效后,逐步在全校推行。

  音乐学院的学生个性较强,而且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性格特征上也有一定差异。赵沨在任期间,坚持每周到学生宿舍察访,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特别注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言传身教,润物无声。一次,赵沨和一位学生处干部在楼道里行走,迎面走过来一个学生,赵沨主动站住向学生行注目礼,但那个学生却毫无表示,只顾自己往前走。赵沨见状后很生气,叫住这个学生并对他说:两个人见面彼此行注目礼是最起码的礼貌,我见到你后立即站住并向你行注目礼,可你却跟没看见一样,难道我这么大的“块头”你都看不到吗?经过此番教育,那个学生感到非常羞愧,向赵沨行礼后才走开。

  音乐学院的老师都很爱“才”,都喜欢教“尖子”生、天赋好的学生。赵沨认为,抓“尖子”不成问题,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尖子”,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仅仅出几个“尖子”,并不能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全部水平,学校要“抓两头带中间”,使学生的专业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上:1963年,赵沨与附中毕业班部分师生合影。

  下:1982年,赵沨(左7)等学校领导与1978级部分毕业生合影。

 

  对教工知人善培、唯才适用

 

  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两支队伍,一是教师队伍,另一个是管理干部队伍。作为一院之长,赵沨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在这两支队伍建设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赵沨采取“请”(继续邀请苏联、东欧专家来校讲学)、“留”(留任本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派”(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出国学习)、“截”(截留非本校派出的归国留学生)、“聘”(聘请社会音乐人才兼职)等措施,广纳贤才。除了专业教师,他也十分重视文化课师资队伍建设,亲自到文化部、教育部调档,分别从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全国重点大学招收了数十名“高材生”。

  上:20世纪50年代,赵沨为来校讲学的苏联作曲家古诺夫颁发奖章。

  下:1958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来校访问演出,赵沨(左1)、马思聪(左2)院长上台向该团指挥赠送礼物。

  上:1961年,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在观看我校留学生林耀基的演出后,与其亲切交谈。

  下: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前排左起:赵屏国、韩中杰、朱同德,后排左起:韩中年、陈耕明、殷承宗、何复兴、白宇。

  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形成以后,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华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赵沨认为,一方面需要营造团结、民主、开放的学术氛围,建立一个激励、约束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在政治上信任、精神上鼓励、事业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如,他曾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为管弦系陶纯孝老师,购买当时在国内很难得到的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刀;曾亲自带领民乐系胡志厚老师到河南开封拜访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曾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20世纪60年代),鼓励、保护当时还是音乐学系年轻教师的于润洋,开设“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讲座课程;曾以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1963年)的特殊身份,把排演新歌剧《阿伊古丽》的重任,交给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的郑小瑛老师……许多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老音乐家、老教授,回忆起赵院长在他们人生的关键节点所给予的支持与鼓励,都深怀感恩之情。

  赵沨当时截留的部分非本校派出的归国留学生:管弦系陶纯孝(上左)、王振山(上右)、柏林(下左)、王永新(下右)老师。

  上:民乐系胡志厚教授。

  下:郑小瑛教授为学生吕嘉上课(20世纪80年代)。

  同时,对于普通职工,赵沨也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既严格要求,又给予充分地体贴和关怀。他还以自己为表率,引导师生尊重、理解行政、教辅、后勤工作,被职工们亲切地称为“好班长”。

  1975年赵沨与学校部分职工合影。

  很多时候,教职员工们并没有把赵沨当成领导,而是一位善解人意、可亲可敬的师长和朋友。人们愿意凝聚在他的身边,在他的领导和召唤下,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工作求真务实、敢于担当

 

  赵沨既是一位懂教育、懂管理的领导者,也是一位敢担当、有方略的实干家。他围绕自己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既是我们自己的,又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的办学理念,为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工作。同时,由于“央音”是全国唯一一所重点艺术院校,赵沨又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全国专业音乐(艺术)教育发展和建设中的一些重要任务。如,他曾多次率领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出访世界各地;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和支持,负责草拟全国音乐院校统一执行的教学方案,组织编写音乐专业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主持拟订国家艺术学科专业目录,并力排众议,为音乐专业争取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20世纪80年代)。

  上:1961年夏,赵沨任罗马尼亚埃奈斯库国际钢琴、声乐比赛评委,与我国参赛选手在布加勒斯特合影,左起为:1郑石生、2黄揆春、3洪腾、5鲍惠荞、6赵沨、8刘恒之(领队)、9李其芳,其他为使馆工作人员。

  下:1962年,赵沨率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港、澳访问演出。此行后,当时的港英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我校毕业生学历学位。

  上:20世纪60年代初,赵沨(前排右6)受文化部委托,出任全国专业音乐教材编写小组组长,图为1962年8月在香山饭店召开编写小组会议。

  下:20世纪80年代,赵沨(前排左4)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赵沨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第二次面临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分院,在这个关系到学校是否能够继续坚持“中西并举,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关键时刻,赵沨带领其他校领导,上上下下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将民乐系和音乐学系的民族音乐理论专业保留下来,使学校的原建制不变。事实证明,赵沨当时的决定和举措是英明果断、深谋远虑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的音乐学院里,学生的学术视野才能更加开阔,音乐修养才能更为全面。

  上:1963年除夕夜,中央音乐学院师生赴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赵沨(左3)等人(左1刘德海,左2黎信昌)。

  下:196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来我校访问,赵沨(前排右1)热情欢迎来访贵宾。

  赵沨十分重视新兴专业的建设,为了开设新的专业,填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空白,他不遗余力,亲力亲为。如,他曾为帮助原管弦系左因老师(20世纪60年代曾公派出国学习竖琴和管风琴)设立管风琴专业,四处奔波,到各地寻找教堂里废弃的管风琴,准备安装在学校大礼堂(现王府音乐厅);为了设立小提琴制作专业,弥补国内小提琴演奏家参加国际比赛望“琴”兴叹的遗憾,1978年他利用自己赴西德访问的机会,为国家争取到了两个赴该国学习提琴制作的名额(文化部将这两个名额分别给了我校和“上音”。其中,我校技工张准于1980年初赴德进修,成为改革开放后我校第一位公派留学生)。

  上,1993年6月30日,我校首届提琴制作专业学生毕业典礼。

  下:1991年,左因老师在学校组织的音乐会中表演管风琴独奏的节目单。

  另一方面,赵沨也是一位求真务实、虚怀若谷的管理者。1960年,我校一名学生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发现他们在教学管理上比我们做得更精细一些。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赵沨后,赵沨随即派党委副书记刘锋锐带领方仟、韩里等干部教师,赴“上音”学习取经。

  赵沨院长与中央音乐学院同舟共济、福祸与共40余载。

  赵沨曾表示:“在我大半生中,有两个集体使我终生不能忘怀——一个是新音乐社,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而“央音”的教职员工以及老校友、老学生们,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虽然赵沨已经逝世20年了,但每次提及这位老院长,大家都依然兴奋不已,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谈论他“头戴贝雷帽、口衔烟斗”大踏步走上主席台侃侃而谈的洒脱与博学,谈论他过年过节拿上好烟好酒到普通职工家慰问的亲切与随和;感叹他处理疑难问题时的果敢与魄力,感叹他做起具体工作时的务实与执着;敬佩他刚正不阿的人品,敬佩他勇于开拓的精神……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赵院长,“央音”人永远怀念您。

 

 

  文: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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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德育才 教泽绵长 ——纪念赵沨院长诞辰105周年暨逝世20周年

作者:供稿:档案馆(校史馆来源:中央音乐学院更新日期:2021-11-02 09:55:40发布日期:2021-11-02 09:39:00本栏目内容由党委宣传部负责维护

  在中央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一层大厅的西南角,矗立着一位老人的塑像。他手持烟斗,面带微笑,用深邃而充满睿智的眼神,注视着穿梭往来的师生,默默守护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音乐殿堂。他就是“央音”第二任院长赵沨(1916-2001)同志。今年是赵院长诞辰105周年暨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2010年赵沨塑像落成,塑像旁为其夫人吴锡麟老师(时在琴房楼友谊厅门前)。

  赵沨的一生坎坷跌宕,富于传奇色彩。他少小离家投身革命洪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左翼文艺和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名文化官员。1956年12月,年方40的赵沨正式由文化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党委第二书记,之后又历任书记、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等职,为这所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建设与发展,筚路蓝缕,孜孜以求。退居二线后,他接替彭佩云同志,连任第二、三届国家艺教委主任。赵沨逝世时(2001年9月1日),新华社在电讯稿中把他誉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左:1945年,时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赵沨与宣传部长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合影。

  右上:1942年,赵沨(左)与文化、民主人士李公朴(中)、张光年(右)在昆明北仓坡郑一斋先生家花园里。

  右中:1948年初,赵沨在由其与黄力丁、陈卓然、丁波等人创办的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上课,钢琴伴奏吴锡麟。

  右下:赵沨(右2)与中华音乐院(香港)教师叶素、李凌、严良堃、陈良合影。该校由“新音乐社”创建于1947年,为我校前身之一。

  左:1949年,赵沨从香港回国参加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

  右上:1949年,赵沨(第四排右2)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右下:1956年,赵沨(中间者)作为“中国艺术团”艺术指导兼副团长,与团长楚图南(左1)一起,率团赴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拉美国家访问演出。其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曾被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看重。

  赵院长既是一位有思想有学识有满腹韬略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才干有威信有人格魅力的管理者。他曾多次表示,办教育就是要出人才、出学术研究成果、出办学经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作为一位教育家,赵沨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育人方面的独到之处。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高等音乐专业学校不应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场所,应同时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他十分赞同美术大家徐悲鸿提出的“广博其知识,完善其专业,高尚其志趣,澄清其品格”的人才培养理念。他认为,广博的知识是一切专业必备的基础,进一步通过全面的艺术素质训练,才能达到高尚其志趣的目的,最终通过正确的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陶冶,才能达到澄清其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古人说的育人、树人的要求,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全面发展新人的要求。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亲自讲授《毛泽东思想与文艺批评》《形势与任务》等课程;为了使音乐基础课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副科”老师的积极性,他把钢琴共同课教师从钢琴教研室中独立出来,成立钢琴共同必修课教研室(1957年),同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向“副科”老师予以倾斜;为了丰富学生的文化修养,他组织教学部门开设艺术概论、文学欣赏、美术鉴赏等课程(仅1961年就开设新课10余门)和有关戏曲、电影等姊妹艺术的专题讲座;为了开阔学生们的学术视野,他亲自给文化部领导写信(1961年),特批给学校10多部苏联和美国的音乐电影。

  20世纪40年代曾在云南开展民主运动、并在云南大学附中任教的赵沨,对西南联大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颇为赞赏,认为专业音乐教育应将“计划教学体系”(他自己杜撰的名词)与“自由教学体系”(欧美的“个性教育”)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他曾尝试在学校开设选修课,而这一教育思想的真正实现,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他在一篇题为《音乐教育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79.10)的文章中提出,“音乐院校实行‘修毕考试制’可能比较合适。就是每修完一门课程,举行考试,成绩合格作为修毕。另外,多开一些选修课,使学生在可能的条件下自愿选修,以适应学生个人的志趣。这种做法可能更适应音乐院校的特点。”这一主张在其卸任(1982年)后的1985年变为现实——在于润洋副院长(当时主管教学工作)的主持下,学校在全国艺术院校中率先实施学年学分制(自1983年开始酝酿)。

  1990年,赵沨与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吕骥(其前任)和原院长吴祖强(其后任)、于润洋合影(从右至左)。

  此外,在该文中,赵沨还提到了专业音乐教育中的另一个问题:音乐教学的技艺性很强,同时,风格和个性也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与学生之间如果“不对路”,教学效果会打折扣。因此,他积极推行“双选制”(老师可以选学生,学生也可以选老师),同时要求教研组需通过民主协商来分配学生,并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学活动,与个别教学相结合。1980年,声乐系首次实行“双选”,取得良好成效后,逐步在全校推行。

  音乐学院的学生个性较强,而且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性格特征上也有一定差异。赵沨在任期间,坚持每周到学生宿舍察访,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特别注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言传身教,润物无声。一次,赵沨和一位学生处干部在楼道里行走,迎面走过来一个学生,赵沨主动站住向学生行注目礼,但那个学生却毫无表示,只顾自己往前走。赵沨见状后很生气,叫住这个学生并对他说:两个人见面彼此行注目礼是最起码的礼貌,我见到你后立即站住并向你行注目礼,可你却跟没看见一样,难道我这么大的“块头”你都看不到吗?经过此番教育,那个学生感到非常羞愧,向赵沨行礼后才走开。

  音乐学院的老师都很爱“才”,都喜欢教“尖子”生、天赋好的学生。赵沨认为,抓“尖子”不成问题,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尖子”,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仅仅出几个“尖子”,并不能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全部水平,学校要“抓两头带中间”,使学生的专业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上:1963年,赵沨与附中毕业班部分师生合影。

  下:1982年,赵沨(左7)等学校领导与1978级部分毕业生合影。

 

  对教工知人善培、唯才适用

 

  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两支队伍,一是教师队伍,另一个是管理干部队伍。作为一院之长,赵沨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在这两支队伍建设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赵沨采取“请”(继续邀请苏联、东欧专家来校讲学)、“留”(留任本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派”(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出国学习)、“截”(截留非本校派出的归国留学生)、“聘”(聘请社会音乐人才兼职)等措施,广纳贤才。除了专业教师,他也十分重视文化课师资队伍建设,亲自到文化部、教育部调档,分别从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全国重点大学招收了数十名“高材生”。

  上:20世纪50年代,赵沨为来校讲学的苏联作曲家古诺夫颁发奖章。

  下:1958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来校访问演出,赵沨(左1)、马思聪(左2)院长上台向该团指挥赠送礼物。

  上:1961年,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在观看我校留学生林耀基的演出后,与其亲切交谈。

  下: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前排左起:赵屏国、韩中杰、朱同德,后排左起:韩中年、陈耕明、殷承宗、何复兴、白宇。

  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形成以后,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华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赵沨认为,一方面需要营造团结、民主、开放的学术氛围,建立一个激励、约束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在政治上信任、精神上鼓励、事业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如,他曾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为管弦系陶纯孝老师,购买当时在国内很难得到的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刀;曾亲自带领民乐系胡志厚老师到河南开封拜访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曾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20世纪60年代),鼓励、保护当时还是音乐学系年轻教师的于润洋,开设“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讲座课程;曾以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1963年)的特殊身份,把排演新歌剧《阿伊古丽》的重任,交给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的郑小瑛老师……许多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老音乐家、老教授,回忆起赵院长在他们人生的关键节点所给予的支持与鼓励,都深怀感恩之情。

  赵沨当时截留的部分非本校派出的归国留学生:管弦系陶纯孝(上左)、王振山(上右)、柏林(下左)、王永新(下右)老师。

  上:民乐系胡志厚教授。

  下:郑小瑛教授为学生吕嘉上课(20世纪80年代)。

  同时,对于普通职工,赵沨也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既严格要求,又给予充分地体贴和关怀。他还以自己为表率,引导师生尊重、理解行政、教辅、后勤工作,被职工们亲切地称为“好班长”。

  1975年赵沨与学校部分职工合影。

  很多时候,教职员工们并没有把赵沨当成领导,而是一位善解人意、可亲可敬的师长和朋友。人们愿意凝聚在他的身边,在他的领导和召唤下,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工作求真务实、敢于担当

 

  赵沨既是一位懂教育、懂管理的领导者,也是一位敢担当、有方略的实干家。他围绕自己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既是我们自己的,又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的办学理念,为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工作。同时,由于“央音”是全国唯一一所重点艺术院校,赵沨又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全国专业音乐(艺术)教育发展和建设中的一些重要任务。如,他曾多次率领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出访世界各地;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和支持,负责草拟全国音乐院校统一执行的教学方案,组织编写音乐专业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主持拟订国家艺术学科专业目录,并力排众议,为音乐专业争取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20世纪80年代)。

  上:1961年夏,赵沨任罗马尼亚埃奈斯库国际钢琴、声乐比赛评委,与我国参赛选手在布加勒斯特合影,左起为:1郑石生、2黄揆春、3洪腾、5鲍惠荞、6赵沨、8刘恒之(领队)、9李其芳,其他为使馆工作人员。

  下:1962年,赵沨率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港、澳访问演出。此行后,当时的港英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我校毕业生学历学位。

  上:20世纪60年代初,赵沨(前排右6)受文化部委托,出任全国专业音乐教材编写小组组长,图为1962年8月在香山饭店召开编写小组会议。

  下:20世纪80年代,赵沨(前排左4)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赵沨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第二次面临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分院,在这个关系到学校是否能够继续坚持“中西并举,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关键时刻,赵沨带领其他校领导,上上下下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将民乐系和音乐学系的民族音乐理论专业保留下来,使学校的原建制不变。事实证明,赵沨当时的决定和举措是英明果断、深谋远虑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的音乐学院里,学生的学术视野才能更加开阔,音乐修养才能更为全面。

  上:1963年除夕夜,中央音乐学院师生赴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赵沨(左3)等人(左1刘德海,左2黎信昌)。

  下:196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来我校访问,赵沨(前排右1)热情欢迎来访贵宾。

  赵沨十分重视新兴专业的建设,为了开设新的专业,填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空白,他不遗余力,亲力亲为。如,他曾为帮助原管弦系左因老师(20世纪60年代曾公派出国学习竖琴和管风琴)设立管风琴专业,四处奔波,到各地寻找教堂里废弃的管风琴,准备安装在学校大礼堂(现王府音乐厅);为了设立小提琴制作专业,弥补国内小提琴演奏家参加国际比赛望“琴”兴叹的遗憾,1978年他利用自己赴西德访问的机会,为国家争取到了两个赴该国学习提琴制作的名额(文化部将这两个名额分别给了我校和“上音”。其中,我校技工张准于1980年初赴德进修,成为改革开放后我校第一位公派留学生)。

  上,1993年6月30日,我校首届提琴制作专业学生毕业典礼。

  下:1991年,左因老师在学校组织的音乐会中表演管风琴独奏的节目单。

  另一方面,赵沨也是一位求真务实、虚怀若谷的管理者。1960年,我校一名学生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发现他们在教学管理上比我们做得更精细一些。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赵沨后,赵沨随即派党委副书记刘锋锐带领方仟、韩里等干部教师,赴“上音”学习取经。

  赵沨院长与中央音乐学院同舟共济、福祸与共40余载。

  赵沨曾表示:“在我大半生中,有两个集体使我终生不能忘怀——一个是新音乐社,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而“央音”的教职员工以及老校友、老学生们,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虽然赵沨已经逝世20年了,但每次提及这位老院长,大家都依然兴奋不已,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谈论他“头戴贝雷帽、口衔烟斗”大踏步走上主席台侃侃而谈的洒脱与博学,谈论他过年过节拿上好烟好酒到普通职工家慰问的亲切与随和;感叹他处理疑难问题时的果敢与魄力,感叹他做起具体工作时的务实与执着;敬佩他刚正不阿的人品,敬佩他勇于开拓的精神……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赵院长,“央音”人永远怀念您。

 

 

  文: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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