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央音｜郑小瑛：中央音乐学院是我业务成长的摇篮-中央音乐学院

口述央音｜郑小瑛：中央音乐学院是我业务成长的摇篮

信息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郑小瑛简历

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和活动家，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民营）艺术总监。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爱乐女”室内乐团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首个民办公助）创团艺术总监等职。1952年由中原大学文工团保送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60至1963年由国家选派赴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交响乐-歌剧指挥。自1956年起参与“央音”指挥系建设和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指挥人才。多年来，她践行“洋为中用”的音乐理念，排演了中文版《卡门》《茶花女》《蝴蝶夫人》《弄臣》《波西米亚人》《费加罗的婚姻》《魔笛》《托斯卡》《夕鹤》等世界经典歌剧和《阿依古丽》《第一百个新娘》《护花神》《紫藤花》《岳飞》《草原之歌》《土楼》等民族歌剧。她的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策划指挥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作曲刘湲）在亚、欧、北美、澳洲的12个国家上演77场。她追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为听众边讲边演的表演形式被媒体誉为“郑小瑛模式”，影响着同行、学生和观众。曾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两枚）、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女职工、老教授科教兴国奖、全国老有所为贡献奖、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华茂美堉奖、厦门市“荣誉市民”等称号、荣誉。

我于1929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早年曾留学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母亲是四川重庆巴县人，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申城沦陷，我们全家一路辗转，先后迁居重庆、成都，直到1947年才又搬回上海。

客家人崇文重教，我一出生，父母就在银行存放教育资金，用来保证女儿的教育。我从小学习钢琴，中学就读的两所教会女中也很重视音乐教育，但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都并非想要把我培养成职业音乐家，而只是为了提高女孩子的文化艺术修养。我后来能够从事音乐专业工作，与青年时代走上革命道路有密切关系。

一、燃情岁月促我走上革命道路

我的父母都是爱国知识分子。迁居四川后，我们家曾与民主爱国人士史良女士做邻居。她和“七君子事件”中的另一位先贤沈钧儒经常来我家做客，教导我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的抗战力量这边来”。我的小学校长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还有一位家庭教师曾在抗敌演剧队工作。他们教我唱抗战歌曲，讲前线的抗敌故事，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追求正义的种子。

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意愿，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当年“协和”的学制是八年，前三年须在其指定的教会大学生物系里读医预科。父母为我选择了离上海较近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掀起高潮，波涛汹涌的时代洪流，也激起了金陵女大这所教会学校学生的革命斗志。我与进步同学一起冲破各种阻力走出校门，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心中愈发强烈。后来，我转到音乐系学习，并在地下党的授意支持下，组织起民歌社，通过介绍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和苏联歌曲，以唤起更多同学的爱国热情。

1991年，郑小瑛与江定仙、周广仁合影，江是郑在金陵女大的和声老师

淮海战役前，地下党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去解放区接受短期学习，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我背着父母，和同学结伴经武汉北上到中原解放区开封参加革命，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文训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不仅要学习政治思想理论，还要排演各种文艺节目为部队和当地群众演出。南下武汉时，“文训班”改组为中原大学文工团，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文工团作为武汉市新政权军管会的一支文艺队伍，接管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6月），成立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前身）。我因从小学习钢琴，有一定音乐基础，很快便成为音工队的业务骨干。除了敲锣打鼓扭秧歌，领导还让我教那些没有接受过音乐专业训练的队员识谱和乐理。每次学唱新歌，我都拍着巴掌领着大家一起唱，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队里打拍子的指挥。现在回忆起那段热血沸腾的年代，应该说是革命激情和工作需要，促使我登上了音乐指挥台。

上图：1949年郑小瑛（中）在中原大学文工团

下图：1950年“五一”中原大学的游行队伍出发前，郑小瑛指挥大家唱歌。

二、入读“央音”打下扎实专业基础

理想和抱负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实现。1952年，在全国抽调优秀青年干部上大学的浪潮中，我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中央音乐学院是我业务成长的摇篮，它赋予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专业能力，给了我坚持“唯乐不可以为伪”的底气和资本。

学生时代的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校门前留影

1952级“央音”作曲系有30多人，不仅人数之多在学校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学生来源也很特别。除了从普通高中考入的6位：于润洋、徐振民、方暨申、吴大明、张国雄和陈二才，全是来自各地文工团、像我这样的“调干生”和归侨，其中有徐新、徐源、黄晓飞、刘森民、韩孟震、向音、黄韦、李井文、王金鳌、邓怡如、云华、萧绗、苏炎娣等。虽然音乐基础、生活经历各有不同，但同学们的感情都非常融洽，学习气氛也很浓厚。后来大家都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在天津与同学们合影。前排左1郑小瑛

大学期间，我除了认真学习作曲系的“四大件”，还有幸参加了两个苏联指挥专家班的学习，使我在指挥专业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一个是杜马舍夫开设的合唱指挥专家班。1955年，文化部邀请苏联合唱指挥家杜马舍夫，为准备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中央歌舞团合唱队进行指导。杜马舍夫看到中国尚无合唱指挥的专门训练机构，便建议文化部开设一个合唱指挥班，由他在排练之余进行授课。我幸运地被他选中，与高班同学沈武钧以及来自全国各文艺单位的司徒汉、秋里、施明新、聂中明等人一起，接受了为期一年半（1955年2月至1956年6月）的合唱指挥系统训练。而我也是该班19名学员中唯一的女性。结束杜马舍夫合唱指挥班的学习返回天津后，我又参加了由莫斯科音乐学院教师巴拉晓夫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指挥班。巴拉晓夫是“央音”苏联专家组组长，他在教授视唱练耳、打击乐等课程的同时，还于1955至1957年间开设了指挥班。当他了解到我学过合唱指挥、视唱练耳水平不错后，便让我协助他担任这个指挥班的视唱练耳课教师。

上图，郑小瑛与苏联专家杜马舍夫

下图，合唱指挥班结业时，班上唯一的女生郑小瑛代表全班同学向杜马舍夫献花

上图：苏联专家巴拉晓夫（钢琴前仰头者）在为郑小瑛上课

下图：苏联专家巴拉晓夫与指挥班同学合影。第一排左3徐新、左4巴拉晓夫、左5郑小瑛，第二排右1黄飞立、右2任策、右3沈武钧

在巴拉晓夫的帮助下，指挥系于1955年底开始筹建，首任系主任是黄飞立教授。我从1956年下半年起开始协助黄先生创建指挥系，参与了当年9月首届合唱指挥专业的招生和指挥专业教学大纲的制定等工作。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已开始在指挥系教指挥主科，并担任大学生合唱团和附中“红领巾”乐队的指挥。

20世纪50年代末，郑小瑛分别指挥“央音”附中“红领巾”交响乐团（上）、大学生合唱团（下）演出

三、留学苏联首次执棒外国歌剧

1960年，我由中央音乐学院选派前往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安诺索夫教授学习交响乐-歌剧指挥。那时，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已公开化，国家公派留学的名额也随之减少。我非常珍惜这一宝贵的进修机会，原计划学习两年，后又延长一年。三年里，我每天都起早贪黑，课上认真听课，课下仔细研读总谱，晚上还要去莫斯科的各个音乐厅、歌剧院听排练、看演出。

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亲切接见中国留学生。

第三排左1赵沨，第二排左起：盛中国、林耀基、仲伟、周总理、李民铎，前排中郑小瑛

虽然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冷淡，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仍然浓厚，“柴院”老师对待中国留学生还很友好，我的导师安诺索夫就曾不遗余力地帮我完成实习课程。音乐表演专业需要舞台实践，但指挥专业学生很难获得登台机会，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位关系破裂国家的留学生。为此，安诺索夫教授动用其私人关系，先是于1961年10月新中国成立12周年之际，请来莫斯科老音乐家爱乐乐团（由各乐团退休首席和演奏员组成）和传奇小提琴家伊戈尔•奥伊斯特拉赫，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举行了自己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上半场为中国管弦乐作品，下半场是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又于1962年6月，费心地安排我在高尔基文化宫指挥莫斯科市交响乐团。演出后，安诺索夫教授对我的指挥技巧和组织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撰文写道：“尽管她与乐队合作的经验还相对有限，但她能够迅速吸引和调动乐团演奏家的注意力，并使他们顺从自己的艺术意愿。因为她的音乐思维和情感结构异常清晰自然，她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令人信服，不难预见她作为指挥家的辉煌未来，以及她在她祖国交响乐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上左图：（左起）巴拉晓夫、安诺索夫、郑小瑛、曹承荺（竖琴留学生）

上右图：苏联优秀青年小提琴家伊戈尔·奥依斯特拉赫在音乐会下半场演奏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下图：1961年10月1日，郑小瑛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莫斯科老音乐家爱乐乐团，举办庆祝中国国庆12周年音乐会

导师安诺索夫教授去世（1962年12月）后，接任父亲教学工作的著名指挥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又为我争取到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该院作曲系学生毕业作品音乐会（1963年5月）的机会。

1996年，安诺索夫之子、俄罗斯著名指挥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访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前排从左至右：郑小瑛、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李德伦、林朝阳、俞峰

此外在我留学期间，已经回到莫斯科的杜马舍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他请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把我介绍给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资深指挥家伊•波•巴因学习歌剧指挥，并使我有幸于1962年10月2日在该院指挥公演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演出成功的第二天，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便向国内发回电讯稿：“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著名歌剧《托斯卡》博得观众热烈赞扬。……她从容不迫，感情处理得准确而细腻，与乐队和演员都配合得很好……人们长时间地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热烈祝贺。”随即，正率领中国青年音乐家代表团出访香港、澳门的赵沨副院长，给我发来贺电。

上图：1962年6月15日，在歌剧指挥导师巴因的争取下，郑小瑛得以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进行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的合乐连排

下左图：1962年10月2日，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成功指挥歌剧《托斯卡》公演，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外国歌剧院的指挥台。

左起：交响乐指挥导师安诺索夫、中国驻苏使馆参赞张雄飞、歌剧《托斯卡》指挥导师巴因、郑小瑛、“托斯卡”和“画家马里奥”的扮演者。

下右图：郑小瑛指挥歌剧《托斯卡》的演出海报

我至今都非常感激“知人善培”的赵院长。当初是他派我这个女学生出国深造，希望我“能学成一个既能表现音乐又很严谨准确的乐队指挥”。我归国后，为了让我积累更多舞台实践经验，他又将中央歌剧舞剧院（现中央歌剧院，赵沨当时兼任该院院长）排演“翻身戏”民族歌剧《阿依古丽》（1965年）的重要指挥工作交付给我。虽然该剧后因政治原因而遭停演，但也正是由于那次合作给歌剧院的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良好印象，才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请我去担任乐队首席指挥，参与剧院重建工作。

20世纪80年代，郑小瑛（左4）与赵沨院长（右1）和指挥家黄飞立（右2）、严良堃（左3）等人合影

1963年冬我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当时已没人愿意在公开场合接近中国人，只有已经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巴拉晓夫老师，默默地站在火车月台上为我送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中苏（俄）关系起起伏伏，但我对曾经教过我、帮助过我的苏联专家和老师一直怀有深厚感情。特别是安诺索夫教授，他先后培养了李德伦（交响乐）、严良堃（合唱）和我（歌剧）三位中国指挥家，为中国音乐指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三尺讲台潜心培育指挥人才

结束留学生涯后，我回指挥系任教。虽然在“文革”期间曾被调到中国京剧院，改革开放后又长期在中央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但我一直没有中断教学工作。我在指挥系开设了指挥法基础、歌剧指挥等课程，教授了吴灵芬、陈佐湟、高伟春、胡咏言、王进、关序、吕嘉、那日松（三宝）、俞峰、彭鹏（彭家鹏）、张峥、陈冰（大）等十余名主科学生和研究生，为张弦、沈浩、于磊、孟欣、郑健等人教授过指挥法基础，为水蓝、李心草等人指导过歌剧指挥，前后共计30多人。他们后来或活跃在国内外的指挥舞台，或成为各大音乐院校指挥专业的骨干力量。

20世纪80年代，郑小瑛（中）与指挥系学生邵恩（左1）、胡咏言（左2）、王进（右2）、水蓝（右1）合影

郑小瑛与指挥系学生合影（摄于1993年）

前排左起：李玉宁、李心草、那日松（三宝）

后排左起：俞峰、蒋燮斌、高伟春、郑小瑛、吕嘉、彭鹏（彭家鹏）

郑小瑛在为学生上课。

上左图：吕嘉，上右图：高伟春、胡咏言，下左图：俞峰，下右图：陈冰（大）

我认为，指挥在集体音乐表演中担任着领导角色，指挥专业学生不仅要掌握指挥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巧，具有良好的音乐感觉和扎实的音乐理论功底，还要具备较为深厚的文化修养、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以及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指挥对人的专业、文化、身体、心理诸方面都要求比较高，因此更需要老师的因材施教。比如，我从苏联回国后教的第一个学生吴灵芬。她虽然年龄在系里最小，却聪慧好学、悟性极高。她的音乐基础、读谱能力都很强，只是个头较矮，因此系里对她的培养目标是毕业后留校担任总谱读法教师。但我认为个头小却不妨碍她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童合唱指挥，于是主动将她收入门下。毕业后，她曾在河北梆子剧团、北京交响乐团等单位担任指挥，20世纪80年代初回母校任教，曾指挥歌剧系学生排演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姻》（1983年），并被学校派到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合唱指挥和儿童音乐教育（1986至1988年）。学成回国后，她一直从事合唱指挥的表演、教学和音乐普及等工作，曾担任指挥系副系主任和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首任系主任，成为我国合唱指挥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上图：20世纪60年代指挥系师生。

左起：梁逖、郑丹、石伟民、马文、黄飞立、黄立民、汤其娴、潘世荣、吴灵芬、郑小瑛、李莪荪、赵莱青、朱有臻、李华德、魏立爱（魏立）

下图：20世纪80年代指挥系教师。前排左起：郭宜昉、杨鸿年、郑小瑛、黄飞立、汤其娴、徐新。二排左起：程燕、吴灵芬、陈贻鑫、李华德、李清

另一方面，我也很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舞台实践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指挥的实践需要乐队、合唱队或相当数量的演奏、演唱人员与之配合，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应该说，能够遇到安诺索夫、杜马舍夫等苏联老师、专家和赵沨院长，是我的幸运，正是由于他们为我创造了那么多舞台实践机会，才使我能够迅速成长。因此，在我担任指挥系系主任期间（1984至1988年），也努力为师生搭建实践平台，帮助、带领他们开展各种艺术实习、实践活动。例如，鼓励吕嘉、俞峰、陈冰（大）等人到基层指挥合唱，使他们获得了最初的实战能力和专业自信；支持杨鸿年老师进行艺术实践，其创建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现北京爱乐合唱团）蜚声海内外。

1996年10月，指挥系举办建系40周年庆典音乐会，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和指挥系先后四位系主任合影。右起：黄飞立、郑小瑛、李德伦、徐新、俞峰

五、坚持秉承“为民服务”音乐理念

如果说中原大学“文训班”“文工团”，助我走上革命道路，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少数民族地区之行，则为我形成“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我曾被中原大学文工团选派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1951年），并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参加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团（1958年），先后深入广西大瑶山、大苗山、十万大山和闽东畲族地区进行采风和体验生活。虽然在中原解放区工作时，我也曾感受到民间音乐的淳朴和真挚，但这两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慰问、调查、演出、深入访问活动，则让我对音乐的“人民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永远忘不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朴素歌声在山间萦绕的那种美妙感觉。它让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音乐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音乐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贴近生活，为人民服务。后来，在杜马舍夫的合唱指挥班上，他也经常向我们灌输“合唱指挥是群众性的艺术”“音乐应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这让我愈加坚定了用自己的音乐专业知识，服务人民、回报社会的信念。

上图：1951年郑小瑛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演出，在汇报晚会上她穿上少数民族服装，自编自导自演了活报剧《瑶山大团结》。

下图：1958年郑小瑛被学校选派参加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团，赴闽东畲族地区进行采访和体验生活。

上图：20世纪50年代，参加学校暑期演出队赴农村演出，吴锡麟、郑小瑛、喻宜萱（从左至右）在路边排练

下图：1955年，郑小瑛指挥北京女大学生合唱团在中山音乐堂演出

数十年来，我“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年轻时，我曾在中国京剧院用西洋技法成功指挥中国现代京剧，在中央歌剧院排演中文版本的《卡门》《茶花女》等世界经典歌剧。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我曾与多位具有使命感的女音乐家志愿者们一起，在古典音乐低谷时期创建“爱乐女”室内乐团①，不计报酬地为大中学校送去241场中西合璧的室内音乐会，并组建了第一支女子交响乐团，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精彩亮相。离休后（20世纪90年代末），我应邀担任民营乐团“厦门爱乐”创团艺术总监，经15年奋斗使厦门成为一个有交响乐的城市。进入耄耋之年，我又创办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旨在传承中国优秀民族歌剧，复兴“洋戏中唱”，普及歌剧艺术，“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近歌剧”。2024年，中心将复排1983年“央音”歌剧系的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姻》，除邀请原班人马在福建演出外，还将把这部阔别41年的莫扎特著名歌剧带回母校。此外，我还在网上开设指挥法基础课程“会说话的手”，做“让耳朵更聪明”的交响乐欣赏讲座，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这是支撑我一辈子的人生理想，也是我在鲐背之年依然奔波各地，辛勤播撒爱乐种子的缘由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