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束光，从未熄灭 ——追忆赵沨院长惜才、爱才、助才的几个感人故事-中央音乐学院

那束光，从未熄灭 ——追忆赵沨院长惜才、爱才、助才的几个感人故事

信息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2026年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二任党委书记、院长赵沨诞辰110周年、逝世25周年。主持党政工作18年，与学校“福祸与共”40余载，赵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他对人才的重视，对师资队伍的建设，更是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赵沨（1916.11.29-2001.9.1）

按照今天的话说，赵沨不是专才，而是通才和复合型人才。也正因如此，他在选才用人上没有专业偏好和门户之见，视野开阔、公道客观。同时，早年从事左翼音乐运动、统战和文化行政管理等工作的经历，也使他非常善于与艺术家打交道。赵沨凭着爱才的诚意、识才的慧眼、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和聚才的本领，为中央音乐学院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他与教师们之间的感人故事，至今仍在校园里传颂。

周广仁：赵院长把我领到他家里练琴

我和赵院长的初次见面，是在1951年。那年国家选派我作为中国音乐家代表团的成员，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六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我从上海（时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教师）到北京报到，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赵院长。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找不到琴练。因此当我见到时在文化管理部门工作的赵院长时，跟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需要一架钢琴。赵院长非常理解我焦急的心情，先安慰我“别着急”，之后便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四合院。他指着其中的一个房间说：“你就安心在这个房间里练琴吧，不会有人打扰你。”进屋后我看到房间里有一架立式钢琴，钢琴上摆了一张赵院长的照片。这时我才知道，这是赵院长的家。

1951年，周广仁（中间）与歌唱家喻宜萱（右）

等人一起，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六届

“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

1955年我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和工作以后，与赵院长有了更多的接触。他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知识渊博、记忆非凡、爱才如命。1962年，我有幸跟随由赵沨担任团长的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港澳演出交流。在整个活动中，赵院长展现出了超强的组织能力，尤其是他的口才和外交才华，让我佩服有加。访问演出充分展示了内地特别是我校的教学实力和艺术水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港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人观看演出后，公开宣布承认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

1962年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港澳演出时，

在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先生家中留影，

后排站立左2为周广仁、左4为赵沨

郭淑珍：赵院长的一席话让我终身受益

赵院长调到中央音乐学院时（1956年底），我还在苏联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1958年我留学期满，准备回母校工作。我的主科老师卡杜里斯卡娅教授认为我是一位很好的歌剧和音乐会歌唱家，希望我能够更多地在舞台上演唱。为此，她特地给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沨写了一封信。赵院长曾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和文化管理工作，非常了解声乐艺术人才的成长规律。他虽然把我的编制依然留在了学校，但给我的工作量很少。那段时间，我主要是作为独唱演员（曾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即现中央歌剧院兼职），参加各种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积累了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以后，才逐渐把工作重心转向教学。

1963年3月7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左2）

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左1）到访中央音乐学院，

郭淑珍（右2）为嘉宾们演唱并受到奖励，

右1为赵沨。

1975年，中央乐团（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举办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邀请我（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怨》）和黎信昌、叶佩英等学校教师，参加音乐会的独唱选拔。当时我正随学校在京郊“开门办学”，已经很长时间不唱歌了，嗓子不在状态，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去中央乐团前，赵院长先对我们进行了审查。那天我卯足力气唱给他听，本以为他会夸我的嗓子还可以，还能唱，没想到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一张唱片，法国人唱的流行歌曲，声音和技术一般，但那感情……”貌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对我触动很大（至今刻骨铭心，太深刻了）。唱歌不仅要有嗓子，更要有情感，如果缺少真情实感，音乐也就没有了灵魂。在他的启发下，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歌曲的情感表达上，顺利通过选拔。后来，《黄河怨》成为我的代表作。我不仅在世界各地演唱这首经典歌曲，而且还把它传授给我的学生们。

1975年，郭淑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唱

《黄河大合唱》之《黄河怨》

杜鸣心：赵院长让我参与创作了两部舞剧音乐

在赵院长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之前，我便与他相识。1940年12月，我作为育才学校（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音乐组的学生，在贺绿汀先生的率领下到重庆市里举办音乐会。其间，有一位年轻音乐家来驻地看望我们，并介绍了他译配的苏联歌曲《喀秋莎》。他的浑厚歌声和亲切话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就是在重庆与李凌等人一起创办《新音乐》杂志的赵沨同志。

再次见到赵院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我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考取赴苏联留学的公派生，最初的专业是钢琴。经过数月培训，于第二年夏天准备出发时，同期的两位作曲专业学生未获批准，我便趁机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改学作曲专业（钢琴专业除我以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选送的倪洪进），但申请未获通过。由于喜欢创作，我不愿意放弃这个可以系统学习作曲的机会，想到艺术类留学生主要由文化部（2018年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文化和旅游部）负责派遣，我便跑到时在文化部工作的赵沨同志那里求助。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帮我实现了改学作曲的愿望。

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不久，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要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排演一部民族舞剧《鱼美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节目。该剧总导演、苏联专家古雪夫十分重视音乐创作，提出要由有留苏经历的作曲家来完成，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我和早我一批留苏的吴祖强老师身上。当时“大跃进”的风潮席卷全国，我们作曲系被下放到北京郊区永丰屯劳动。我的任务是拉风箱（炼铁），每天都要干到夜里两三点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搞创作。为了能够按时完成任务，赵院长排除干扰，巧妙安排我和吴老师每星期三天参加劳动，其余时间回城赶写《鱼美人》的音乐。我们在暑假前基本完成钢琴谱的创作，接着又赶写配器。暑假期间，赵院长动员管弦系师生放弃休息，进行排练。我们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配完一段总谱，立即交给管弦系抄分谱排练，等我们的总谱配完了，乐队也很快地排练完成整部舞剧音乐（指挥：黄飞立，副指挥：郑小瑛）。舞剧于1959年11、12月在新落成的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成功上演，广受好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现场观看演出。

上图：舞剧《鱼美人》节目单

下图：杜鸣心创作的《女妖舞》音乐手稿

《鱼美人》成功上演以后，我又有幸参加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的集体创作（另有吴祖强、施万春、戴宏威、王燕樵等作曲系师生参加）。能够参与两部舞剧音乐的创作，对我这个作曲系年轻教师来讲真是太幸运、太有收获了。从中，我领略了赵院长作为领军主帅的风采。他的博学、智慧以及决策的灵活与果断，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世纪80年代初，赵沨院长（左5）与

来访外国专家和杜鸣心（右2）等人合影。

郑小瑛：赵院长把排演“翻身戏”的重任交给了我

我于1952年底被部队文工团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多次得到赵院长的关怀、鼓励和栽培。1958年学校选派数名音乐学和作曲系师生参加中央民委、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那时我是指挥系的年轻教师，正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情绪沮丧。赵院长让我也一同参加此项工作，并殷切地对我说：“去吧，换一个环境，你会振作起来的。”于是我去了闵东畲族地区。那里的淳朴民风和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山歌，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回校两年后，我被国家公派到苏联学习歌剧与交响乐指挥。临行前，赵院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相信你不会辜负人民的期望，学有所成。”1962年10月，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公演歌剧《托斯卡》。正率团出访的赵院长，看到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后立刻给我发来贺电，令我这个海外游子甚是惊喜和感动。

1962年10月2日，郑小瑛（右3）在

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公演歌剧

《托斯卡》，成为第一位登上

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

1963年我结束留学生涯回到母校工作。怎样才能把在苏联学到的知识和本领用于指挥实践？正当我犯愁时，赵院长把指挥排演民族歌剧《阿伊古丽》的重任交给了我。该剧被视为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等单位的前身，赵沨当时兼任该院院长）的“翻身戏”，我非常珍惜这个巩固学习成果的实践机会。1966年元月，该剧在北京连演数场，观众反响强烈。正是由于那次合作给剧院领导留下良好印象，才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请我去担任乐队首席指挥，参与剧院重建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赵沨（右4）

在厦门与郑小瑛（右3）等人合影。

陶纯孝：赵院长把我调到中央音乐学院

1956年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管乐专业女留学生，赴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由于出国带出的胶管乐器（现在只有小孩使用）质量不好，捷克的老师让我换一支管，为此，我联系了文化部。1957 年初，刚刚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赵院长要赴欧洲访问，文化部便委托他为我在法国订购一支单簧管，并把乐器带到布拉格（我在布拉格音乐学院学习）。我是由西南音乐专科学校（现四川音乐学院）派出留学的，与赵院长素不相识。当时只是觉得他非常平易近人，给我买的乐器很好用。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赵院长却记住了我，在我毕业回国时（1961年），将我直接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为了能够把我留住，他还主动提出把我爱人也调到北京（我爱人因职业特殊，最终仍选择留在外地工作）。当时像我这样不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培养和派出的留学生，却被赵院长留在学校任教的教师还有王振山（小提琴）、柏林（小号）、宗柏（大提琴）等人，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珍爱。

20世纪50年代，陶纯孝（左2）

留学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时与同学们合影

来到“央音”以后，赵院长以及其他校领导，给予了我们高度信任与支持，工作不仅落在实处，而且润物无声。当年我们几位“海归”青年教师共同在学校小礼堂举办汇报音乐会，因公务未能出席的赵院长，特意在音乐会后给我写了一封贺信。信短情长，让我倍受鼓舞。后来，他又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帮我带回宝贵的单簧管教学资料，以及一盒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子（至今还在使用）。身兼数职的赵院长，在繁忙工作之余还时刻关心我们青年教师的业务需求，这说明他对学校每个专业的教学情况和教师队伍状况都了如指掌，他是用心来建设每个专业，用爱来呵护每位教师。

1988年，赵沨（前排左4）与陶纯孝（前排右1）

一起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工作会议。

于润洋：赵院长非常关心留学归国教师的业务成长

第一次和赵院长相遇，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声音。那是1955年，我在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准备去波兰留学。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听录音报告，是由一位刚刚从欧洲访问归来的文化官员讲述他出访的经历和体会。虽然是听录音，见不到报告者本人，但是报告的丰富内容，特别是报告人敏锐的思维、流利的口才、幽默的谈吐，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位报告人就是时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的赵沨同志。一年多后，他奉调中央音乐学院主持工作。

1960年我从波兰学成归国。刚回学校没几天，就被通知去第一会议室，说是校领导要接见我们几个刚回国任教的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院长。当时国家的经济十分困难，物质极度匮乏，但会议室的茶几上却为我们摆放了在国内很难见到的点心和水果。赵院长进入会议室后，跟我说的第一话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书都上架了吗？”听到这句话，瞬间让我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那次见面，赵院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归国留学生，对我们的专业发展抱有很大期望。

1956年于润洋在波兰华沙大学留学

回国任教后不久，我为音乐学系高班学生开设了一门有关西方美学思想史的讲座课，没想到这件事给我带来了麻烦，1963年，学术空气开始紧张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向上级反映我的课中存在“问题”，授课讲稿被校领导调去审阅。在当时的形势下，这门课自然不能再开下去了，但是讲稿还回来以后，我并没有受到批评和责难。后来我才从旁得知，原来是因为赵院长审阅了我的讲稿以后，认为并不存在应该受到批判的“问题”。这是一件小事，赵院长可能早已忘记，但他在学术上对年轻教师的宽容和包容，却令我不能忘怀。

1988年赵沨（左）与于润洋合影留念

谈龙建：赵院长是改变我生命轨迹的贵人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任天津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当时的名称）青年教师的我，很想再继续深造。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招生简章规定，表演专业的考生年龄限制在22岁以下，而“文革”前曾在“中国”“中央”两所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的学生，可以放宽至30岁，并且婚否不限。这对于我这个“大龄”考生来讲，简直就是良机难得，我在天津、北京两地奔波，终于在最后一刻报上了名。之后又挺着六甲孕身坚持考完专业初试、复试以及乐理、视唱练耳和文化课的所有考试。虽然我的总成绩名列民乐系第一名，但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到。一打听，才知症结在于“能否录取一个孕妇入学？”“带着孩子如何学习？”因为学校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争论之声不绝。我的心境也如同坐过山车一般，随着事情的进展起伏跌宕，绝望时甚至曾考虑去医院做妊娠终止手术。最后，赵院长的一道批示：“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予以录取。产假后立即入学上课”，才使我梦想成真。

民乐系77级学生合影，第二排右4为谈龙建

本科毕业后我留在民乐系工作，赵院长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他曾支持我和其他几位年轻教师研究《弦索十三套》，为我们举办的专题音乐会（1986年1月10日于学校1号楼小礼堂）书写题词；也曾亲自主持我的老师爱新觉罗﹒毓峘“三弦传谱音乐会”（1988年7月13日于北京音乐厅），并为我记谱整理的《三弦套曲——弦索十三套三弦谱》（爱新觉罗﹒毓峘传谱）一书（2014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作序（2000年）。作为平凡之人，我有幸沐浴赵院长的恩泽，刻骨铭心，今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