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回顾30年来学院发展的光辉历程，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2008年12月17日下午，党委宣传部和学生工作部在学院音乐厅联合举办了“我与改革同行——中央音乐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会”， 邀请郭淑兰书记，徐昌俊副院长和叶小钢、赵瑞林、黄河、彭康亮、戴嘉枋、胡咏言、陈怡等教授，以亲身的经历和感悟向同学们讲述学院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变化。报告会由逄焕磊副书记主持。
首先演讲的是郭淑兰书记。她以“变化与感动”为题，谈了自己对改革开放30年的感受。郭书记来学院工作之前，一直在文化部教育司任职，对于我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较为熟悉。她说，回想这30年就象过电影一样。30年来国家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单就艺术教育而言，1978年9所部署高校招生总计划数不到300人，现在学院每一年的招生总量就300多人。当时考入艺术院校的那批人才，如今已成为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军人物。对于自己能够从事艺术教育的管理工作，并能为这项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她感到很感动，也很幸福。
徐昌俊副院长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高考时的一段经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上大学是寻常的事，而在当时却十分困难。他虽没有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下农村、进工厂，但高考时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困惑和彷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他终于考上上海音乐学院，而当时已24岁。他认为是改革开放才使他有了上大学和多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希望同学们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
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我院的附中副校长黄河教授，回想学院30年的巨变，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作为时代的幸运儿，他感谢邓小平。他说，是改革开发给我们带来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和学院的辉煌。30年来，令他最为难忘的就是当年入学的情景。从四川5万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但是到了北京却有几个没想到：火车站接站的是大卡车，连行李带人一起被装上了车棚里；拉到学院住的是地震棚，20来平房米的房子住了19个人；开学以后才发现全校只有一个琴房楼，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在里边练琴。生活和学习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非常高涨，楼道、厕所、操场都有人练琴。他无意中收藏了一份著名作曲家谭盾（与他同届）学生时的配器作业，作业写得非常认真，每个音都很工整。他认为，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谭盾今天的成功，与他读书时的认真、刻苦、严谨是分不开的。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对于即将肩负起未来使命的学生们，他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音乐艺术将会如何发展，未来的艺术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才能在未来的职场上立足，都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只有对自己有了明确的定位，才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均衡发展；二是要学会宽容，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在艺术上既要有自己的个性，也要能够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只有心胸开阔，艺术的档次和追求才会高远。三是要学会感恩，不辜负父母、学校、老师的殷切希望。他祝福未来的建设者们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从美国回国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陈怡，是作曲系77、78级中的佼佼者。谈起30年前的往事，她感慨万千。她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她的今天。她虽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在15岁就下乡当了农民，拿过锄头挑过担，那段经历让她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虽然很艰苦，但她都克服了。她说这些得益于音乐对她的影响。巴赫、莫扎特音乐的一贯性、发展的脉络和勇往直前的动力给了她许多养分。当时考作曲系的有一万多考生，一共收了32名，最后毕业的是27名。对于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非常珍惜，抢不到琴房就躺在宿舍的床上背巴赫赋格钢琴谱，每星期都要按照老师的要求背唱几首“民歌”，而这些必修课也给她今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认为，作曲家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语言，只有把这种语言和内心感觉及世界观连续起来，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独特个性的音乐。她希望同学们要在大学里学会怎么去学习，怎样去做人。她鼓励大家要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努力学习，把中国的文化带到全世界。
逄焕磊副书记77年到附中时才14岁，他借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回忆了自己对这30年的几点感受：一是校园的变化。当时的校园环境十分简陋，他们的视唱练耳课是伴随着图书馆建筑工地的轰鸣声上的。如今，校园面积不仅增大许多，教学设施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二是文化的解禁和音乐创作的繁荣。当时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还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音乐，只能内部欣赏，而邓丽君的歌曲则属于靡靡之音。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解放，音乐创作有了空前的繁荣，80年代中期在学院里出现了一批新潮音乐，作曲系同学们的作品多次在学院音乐厅演奏。三是经济增长了。30年国家的GDP翻了67倍。当时一个附中学生的生活费才2块钱（吃饭不用花钱），现在的学生则要上千元。如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同学们的追求精神、刻苦精神却少了很多，宿舍里游戏机多了，娱乐性光盘多了，但书却少了。他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乐队学院胡咏言教授给同学们讲述了几个有关书的故事：刚入学时，学院组织同学们到一个地方去搬书，事后发现书少了许多，被同学偷走了；一个新同学刚一入学就冲进图书馆去借了一本贝多芬《命运交响乐》的总谱，因为他从没有见过；三个贵州同学高考前只能共用一本《斯波索宾和声教材》，因为当时整个贵阳就只有一本。30年来，学院图书馆的书越来越多，但去看书的同学却不见增加，更没有偷书的人了，书已经不再让大家为之激动了。他说，这里没有埋怨同学们的意思，也不是在忆苦思甜，因为时代不同了，他只是希望年轻一代能够踩着前人的肩膀走得更好。
谈起改革开放30年，音乐学研究所戴嘉枋研究员说他最怀念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他认为这是一个意气风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代，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不仅有包括谭盾、叶小钢、郭文景、陈怡等人的新潮音乐，也有用传统技法创作的作品，另外还有流行音乐。同时，音乐理论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原来的音乐评论主要是政治术语的音乐化，一首歌曲或一段音乐好不好，首先要看它的主题是否革命，是否符合当时的政治口号，音乐理论研究（包括历史研究）都非常简单、公式化。80年代有过几次学术上的争鸣，这些争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80年代的磨砺以后，中国的音乐理论已具有了自己的学术品格。今天的学术环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有些同学却不知道珍惜。为此他引用了中央美术学院前院长靳尚谊的一段话以勉励同学们：上大学就象是在银行存款，如果存的多，以后用起来就很潇洒。如果现在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存的不多，以后花的时候就很拘谨。他希望同学们在学院里都成为一个富翁，以后就可以潇洒地挥用自己的财势，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精神食粮。
管弦系赵瑞林教授是随单位在农村学农时听大队广播得知高考消息的，他说当时就象一个惊雷，使他重新燃起进大学深造的希望。回首30年前的学习生活，他有几点感触：一是学院对人才的宽容。管弦系的学生个性较强，时常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而学院领导都是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二是老师们的敬业。老师们的严谨认真，言传身教，使他受益匪浅。三是同学们都非常有才，如作曲系就出了四大才子。当时，各个系的同学都非常团结，互相促进。如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等作曲系同学的作品，就是管弦系同学一个音一个音吹出来、拉出来的。他说，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他们并没有觉得苦，因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作曲系叶小钢教授认为，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大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他演讲的重点是艺术教育的发展问题。他以三组数据，剖析了艺术教育发展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第一组数据有关教学成本。艺术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要收学费。他算了一笔帐：一个学生从附小到大学的费用需要36万1千元，而2007年中国农村家庭平均收入是4140元，也就是说一个学生要花掉一个农村家庭87年的收入。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能够有机会进入音乐学院学习的必定是少数，你们是幸运儿，这个成本不仅是你们的父母付出的，也是全国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付出的，是以社会发展的不够均衡作为代价的。如果你们的人生目标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以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大错特错了，那样你们的专业前途会成问题。如果你们的专业前途不明朗的话，会使你们的学习成本进一步提高，也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第二组数据是有关教育资源的。全国现有专业音乐院校大概600多所（独立设置或附设于综合大学），如果每所学校平均每年有5个学作曲的毕业生，那么全国就有3000多个，如果每一百人中出现一部成功的作品，那就有30多个，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教育资源的浪费，让人很痛心。他希望同学们要思考怎么学习，怎么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第三组数据是关于学术的有效性。根据网上对我国现有学术期刊的统计，2006－2007年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被引用的次数是385次，《人民音乐》683次，《艺术研究》45次，《音乐研究》489次，《中国音乐》684次，《音乐艺术》235次，《中国音乐学》437次。这些期刊都是我国音乐学术期刊的主力军，其中学术影响量最大的期刊发表的论文被转引的次数是0.49（影响因子较低）， 也就是说51%的论文、研究成果无人问津，被束之高阁。他认为，要加强学术的有效性，要考虑办学的效力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和需要。他最后表示，讲这三组数据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有宏伟的人生目标。时光飞逝，人生短暂，同学们要胸怀大志，尤其要对自己的专业前途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判断，定好阶段性的目标，提高综合素质，这样才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最后一个演讲的是声歌系彭康亮教授，他带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入学通知书，并给大家念了上面的内容。当时一个大学生的生活费每月只有15块5毛，而现在的学生可达数千。生活费提高了数百倍，但出的人才并没有与之成正比。为什么77、78级出了那么多人才，彭康亮认为，一是“文革”十年的积累，能进入大学的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二是这些人都玩命学习，知道如何学习。为什么要玩命学习，他说，搞演奏、演唱的不是靠大脑记忆，而是用身体记忆，只有把音乐融化到身体里、血液中，才能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达到最高境界。他希望同学们要学会顶住五彩缤纷世界的诱惑，能耐得住学习过程中的寂寞。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受益着和同行者，十位演讲者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人生经历。这些肺腑之言，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了解了我院30年来的发展变化，使他们更加珍惜教育、文化大繁荣的大好局面，为祖国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学习，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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