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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盾简历：著名双簧管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原名祝匡国，1934年生于浙江省兰溪市，自1947年起，先后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幼年班、国立音乐院常州幼年班、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身）、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曾发表《双簧管演奏的呼吸问题》《管乐器演奏的呼吸与音色》等多篇学术论文，出版《双簧管教学曲选》《双簧管演奏法》《双簧管VCD基础教学法》《双簧管独奏曲选》《木管五重奏曲选》等多部教材和曲集，发行《双簧管VCD教学片》。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中央音乐学院杰出贡献奖”，得到北京市文联“五十年来为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表彰等殊荣。

　　1934年，我生于浙江省兰溪市，13岁时因父亲祝修仁被聘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声乐专业教授，我也随之进入福建音专幼年班，开始跟“音专”校长唐学詠教授学习钢琴。

　　结缘管乐，入读“央音”

　　我小时候在家乡只听过京剧、越剧，后来在“音专”接触到了一点钢琴，但从未听过交响音乐，后来之所以走上管乐之路，主要是由于父亲的引导。1948年，父亲被调到重庆一所高校任职。在重庆青木关，曾有一所非常著名的音乐教育机构，即1940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创办的国立音乐院。1945年时任院长吴伯超为实现“建立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真正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队”的远大抱负，在该院特设了一个旨在为中国交响乐队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幼年班。抗战胜利后（1946年），“音乐院”奉命从陪都复原南京，因校舍紧张，幼年班只能暂栖吴伯超院长的家乡常州。同是音乐教育工作者的父亲，非常认同吴院长的远见卓识，再加上他和黄源澧先生相识，因此让只有14岁的我，孑身一人去常州报考幼年班。幼年班最初的生源，主要是重庆周边设立的战时保育院中的难童。那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学管乐的更不受人重视，但我还是坚持学了下来。在幼年班，我随于此兼职的陈传熙老师（时为上海工部局洋人交响乐队中少数的华人演奏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乐团指挥）学习双簧管。1948年末至1949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幼年班因战事无法继续办学，动员沪宁一带有家可归的学生离校回家。我也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浙江老家兰溪。

　　命运之神并不忍心结束我与双簧管的缘分。1949年秋，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国立音乐院及幼年班作为其重要组建单位，于次年春天北上，我也因此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身）的学生。学校初创时期，专业教师队伍尚不健全，我只能跟随在天津某银行工作的兼职教师汪德明老师学习。虽然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只是一位“特长生”，业余学习的双簧管。但汪老师对我很好，把所有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在少年班 ，还有一位老师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就是负责照料我们生活起居、管理伙食的郑华彬老师。他是一位印尼华侨，为了抗日几经周折回国。他一生既无家室，又无儿女，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学生们。幼年班在常州办学时，经济拮据，他不仅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补贴到学生身上，还经常到太湖里去捕鱼，给大家改善伙食。1960年代的困难时期，只有管乐同学或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的同学，经批准才能每天喝上一瓶牛奶，吃上煮鸡蛋。每天早上，他都认认真真地把牛奶和煮鸡蛋送到每个同学手里。现在，我每次去方庄附中上课，都会到他的那座雕塑前矗立缅怀。

　　虽然经济条件无法与现在相比，但那时的校园生活还是比较充实而快乐的。除了各自的专业主科，我们还要学习基本乐科、音乐欣赏、唱歌、合奏等专业课程和文化课。此外，学校每个周末都举办舞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专家，被邀请到中国进行讲学和培训。1957年德国双簧管演奏家魏切西在北京中央乐团（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开办专家班，我因年龄偏小，没能争取到分配给“央音”的唯一学习名额，但学校允许我去旁听，并提供路费。于是我每周跟随师哥，从天津坐3个小时火车到北京学习。一次一位学员生病，专家课上空出了一点时间，魏切西便让我演奏给他听。因为事先有准备，我一点都没有怯场。魏切西认为我演奏得很有才华，提议以后可以两周上一次课。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我回到学校后拼命练习，第二次再在专家班上演奏时，就被收为正式学员。随后的二十几节课，魏切西为我的双簧管演奏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学毕业时，我原本想回到生活习惯更为适应的南方，并联系好了在上海的工作。没想到，一次在楼道里遇到时在党委办公室工作的方仟同志（后曾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他对我说“你去附中教学吧”，就这样把我留在了母校。后来，时任学院副院长赵沨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音乐专业教育、特别是表演专业，附中是基础，基础打好了，音乐学院才能办好。把你们这些业务突出、有教学能力的老师留在附中，就是为了要把音乐学院的‘底子打好’”。赵院长这段简短而有力的谈话，促使我在附中一干就是60余年。

　　教创结合，科学育人

　　双簧管是一种西洋乐器，作为外来文化，我们首先需要向外国演奏家学习。虽然没有出国去喝“洋墨水”，但我在国内也有过几次向外国演奏家学习的机会。除了跟魏切西学习，工作以后，我也曾参加了来校讲学的捷克斯洛伐克双簧管演奏家维捷斯拉夫•哈努斯的专家班的学习（1961年）。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惑：每个外国专家，都说自己的是对的，别人的是错的，来一个，就要求改一种演奏方法，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通过平时的学习和观察，我发现，外国的演奏家们虽然都吹得不错，但是有人很轻松，有人却很“累”，从中我朦胧地感觉到，管乐演奏方法没有绝对的正确，只有相对的存在，那么怎样才是最科学的？我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教学中。

　　我认为，中国人的生理、心理条件与外国人有着较大不同，向外国演奏家学习，不能只是流于表面，而是要能够掌握双簧管艺术的本质特征及演奏的基本原则。通过查阅国内外多种双簧管学术资料，鉴赏大量的磁带和唱片，观摩各路名家的音乐会，比较不同专家的演奏方法，我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于中国学生的演奏和教学方法，可以让他们在演奏时既省劲又有耐力，既松驰又能保持优美的声音。

　　附中主要是给学生打基础。在教学中，我比较注重基本功的训练，而呼吸则是管乐基本功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声的准确、音质的优美、口型与吐舌（吐音）技巧等，都与呼吸的正确与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我也要求演奏要轻松自如，这包括精神、身体感觉和外部肢体动作三个方面。另外，哨片的使用也很重要，它就好比歌唱者的声带一样，直接影响“声音”的好坏。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和对音色的选择各有不同，在制作哨片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吹奏习惯，软硬程度因人而异。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我都自己用芦苇给学生们做哨片。虽然手工做哨片费时费力，但在制作过程中，能更好地了解哨片的发声原理，并明白在吹奏时哪些问题出自哨片，从而能够及时调整，使吹奏变得更加容易。

　　为了更好地把教学理念付诸实践，我还进行双簧管的音乐创作。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政治原因，不让演奏外国作品，而中国的双簧管曲目又非常少，我只能“赶鸭子上架”，用上学时学的那些非常初级的作曲技法自己创作，其中有的是改编，有的则是个人的情感抒发。如：描绘藏族传统节日场景的《歌•舞》，根据同名陕北民歌编创的《蓝花花》，旋律音调具有典型山东民歌韵味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用双簧管模拟军号的《红星闪闪放光彩》等。后来虽然政策开放了，我还是把创作的习惯保持了下来，并已经出版《双簧管独奏曲选》《木管五重奏曲选》两本曲集。我希望学生们在演奏外国作品时，也要演奏一些中国作品，这样才能够让双簧管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扎根。2019年6月，在学生们为我举办的《祝盾从教60年暨作品音乐会》上，演奏了其中的十余首作品（包括独奏和重奏）。音乐会前，我还举办了作品专辑《忆念》CD的签售活动。

　　传道授业，树德为先

　　我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张白纸，但对党的教育事业一直忠心耿耿，始终坚守人民教师的本色，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只要是为学生好，我就一定会去做。我的做人准则是“认真、求实”。认真就是严谨、细致、深入，求实就是要真干、实干。我做事情向来一丝不苟，求真务实，每次上课都提前到课堂进行准备，学生们知道我的脾气，没有人敢迟到或旷课。我认为老师严格要求学生，是对他们最大的爱。管乐学生以男孩居多，而且大都很调皮。小孩子调皮、淘气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老师怎么引导和教育。学生们犯了错误，我也会让他们写检查。另一方面，调皮、淘气的孩子并不代表不用功，就像现已是纽约爱乐乐团终身双簧管首席的王亮，小时候虽然调皮，但也很用功，再加上他的天分很高，所以在专业上才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因此，我总是告诫学生们：“知识在于积累，成功在于勤奋”，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努力才是最关键的。

　　我认为，教师的职责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对学生的成长成才负责，也就是要立德树人。“琴如其人，声如其人”，一个人的琴技、声音就像一个人，音乐学院的学生首先要端正人品，其次才是增进琴技。我经常和学生们说的一句话是“低调做人，台上见”。虽然这和更加强调竞争和张扬个性的当下社会有些脱节，但作为过来人，我还是强调，做人、实力、机遇，是一个人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三要素。专业再好，人品不行，机遇不够，也难成大业。金京春是我唯一经考试留在“央音”附中任教的学生，当他获得兼任北京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的机会时，我鼓励他去应聘，同时也要求他不能耽误附中的工作，且在“北交”为人要低调，团结同事。

　　与我的老师一样，我对学生也是毫无保留，每次琢磨出一些新东西，都会及时分享给他们。同时，对于每个学生也都一视同仁。我认为，一个好老师，不仅能够把尖子生、有才华的学生教出来，也能让资质一般的学生成为合格人才。执教60余年来，从附中、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我大约已教了百余位双簧管专业学生，其中袁小钢、王亮、黄铮、金京春、开赛、汤璐、王深、饶健、李佳胤、邵忱、李伦祯、宋蕾蕾、周阳等人，都已在国内外各音乐学院、乐团成为中流砥柱，挑起了“大梁”。学音乐的学生一般都比较感性，特别是学管乐的，更是直来直去，老师对他们好，他们是能感受到的。虽然学生们大都已经毕业多年了，但他们还是经常会来看我，并将此调侃为：“没事就去让老爷子训训我们。”

　　能够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感到很荣幸也很幸福。然而当初本科毕业选择职业时，我也曾经为是搞演奏还是从事教学工作有过纠结。虽然不同职业对社会的贡献有所不同，但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除了社会因素，最主要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能力。我认为，人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必须明白三件事：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必须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指向的是理想，我能干什么检验的是能力，我必须干什么意味着生存。如果处理不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职业选择可能就会出问题。我虽然喜欢演奏，但我的性格和其他条件综合起来更适合从事教学工作。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而在教学的同时，我也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一些乐队演奏或独奏音乐会。如我曾和郭志鸿教授等人一起，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也曾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星期音乐会的演出。而我的最后一次登台，是1985年6月14日在学校小礼堂举办的“巴赫、亨德尔、斯卡拉蒂纪念音乐会”上，与司徒华城教授共同演奏巴赫《双簧管、小提琴双重协奏曲》。通过这几十年的演出实践，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搞教学的一定不能脱离演奏。因为在教学过程中，除了需要从理性上给学生讲解一些演奏技能外，许多乐曲片段教师必须要直接示范演奏，才能更好地启发学生的灵感。虽然成不了完美的职业演奏家，但必须具备完美的演奏能力，这才是一个称职的教授。

　　如今，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学校还聘我继续教学。2010年和2014年，我的学生林水晶、李治林在俄罗斯穆拉文斯基国际青少年管乐比赛中，蝉联两届管乐少年组金奖，创造了该比赛举办以来同一老师的学生连续获得最高奖的奇迹。

　　能够取得今天这些成绩，是祖国和学院培养了我，也是学生们成就了我，他们给了我太多收获和感动。我喜欢教学生，教学是我的精神支撑，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学生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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