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于润洋先生诞辰90周年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22年12月3日）
中央音乐学院校长
俞峰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纪念中央音乐学院第四任院长，杰出的音乐学家、教育家于润洋先生诞辰9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和中国音乐学事业乃至艺术学科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崇高的人格风范，进一步激励广大师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踔厉奋进，把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于润洋先生是当今音乐学领域的卓然大家，是学界公认的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史领域旗帜性的领军人物，也是艺术学学科重要的顶层设计者。
1952 年，于润洋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56 年被公派波兰华沙大学攻读音乐学。1960 年归国后便一直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于润洋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史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富有成效地推动了音乐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在于润洋先生的学术研究中，现代西方音乐哲学 - 美学具有突出的地位。自 1979 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 2000 年出版了《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这部论著成为扛鼎之作。该作荣获“教育部 2002 年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于润洋先生对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带领同事们以拓荒者的勇气，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起系统的音乐美学学科体系，并获得了多项引人瞩目的成果。他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学集体于 1993 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于润洋先生在西方音乐史领域中也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一贯倡导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理念。他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成为现今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教材之一，2005年该教材荣获北京市教委授予的“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21 年，在教育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该教材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他本人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1993 年，他发表了《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首次提出了“音乐学分析”的学科概念，并将之付诸实践。这篇论文现已成为音乐学界的典范之作，对国内音乐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该文于 2011 年荣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我前年暑假，在家认真研读了这篇论文，的确是一篇了不起的论文，对于我作为一名歌剧指挥更深刻地理解这部歌剧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8 年出版的专著《悲情肖邦》，富于创建性地从“悲情”这一特定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肖邦音乐中的深层内涵，将国内学界对肖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层次。该书于 2014 年荣获第九届 “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
由他倡导并担任执行主编的《音乐百科全书》，耗时 10 余年，于 2014 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部二卷本约六百万字的辞书凝聚了于润洋先生的大量心血，它在中国的辞书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于润洋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教育家。国内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两个方向的首位博士均出自他的门下，于润洋先生在中国音乐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目前已成为中国音乐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于润洋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高等教育管理者。1983 年出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 1988 年至 1992 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为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任期间他主导制定了《中央音乐学院学年学分制教学方案》，这是国内高校较早将学分制理念引入教学管理的成果，它标志着我校在 80 年代的高校教学改革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份教学方案也成为国内各大艺术院校此后制定学分制教学方案的范本。90 年代初，他主持制定了中央音乐学院行政管理条例，这是文革后我校第一本全面、系统的行政管理条例汇编。这本条例在推动学校行政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及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学校以后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担任中央音乐学院行政领导之外，于润洋先生还以其在国内艺术学界卓越的声望和影响力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生前曾连续三届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为艺术学从一级学科提升为学科门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润洋先生生前还兼任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兼职。在这些岗位上，他都尽心履职，发挥了积极作用。
鉴于于润洋先生取得的突出成就，他于 1984 年获波兰文化部授予的“波兰文化贡献奖章”；1987 年荣获国家人事部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荣获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13 年荣获中国音协颁发的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以及其它诸多奖项和荣誉。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弘扬他潜心治学、潜心治教、立德修身的精神。他在《心境、方法、学风》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研究音乐学是个苦差事，没有一种宁静的心态，没有一种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一种甘于寂寞的心境，也许是很难真正有所成就的。”他还说：“音乐学研究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每当做了一点什么，在苦涩与寂寞中我感到一种内心的充实和慰藉，这也许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给予我的。”在学术方法上，于先生明确反对浮躁、夸夸其谈的学风。没有这样一种淡泊而又执著的心境和严谨的学风，他恐怕是很难取得如此卓越的学术成就的。这也是他作为杰出学者最可贵的品质。于润洋先生生命不息，著述不止。辞世前一周，他的最后一本论文集《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续编）由学校出版社出版。新时代，音乐学的发展要迈向更高的水平，就是要大力弘扬真才实学，要深耕细作，守正发展，力戒浮躁，真做学问，做真学问，要出有深度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我们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敢于担当，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的拼搏精神和实干兴校的工作作风。学校新四楼、新五楼，简称“一万九”工程，是于润洋先生任院长期间启动建成的重大工程，为了确保工程如期完工，于润洋先生在就任院长的任期规划中赫然立下“确保一九九二年第三季度交付使用”的军令状，在建设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使得这项被光明日报记者比喻为“难于上青天”的“一万九”工程如期完工，并提前接纳住户，极大改善了当时教职员工的住宿条件。
——我们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魄力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与执着；学习他富于创造性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推行学年学分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困难很多，于润洋知难而上，深入研究当时教育发达国家的学分制资料，亲自率领时任教务处处长余逊明等教务部门同志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调研，还对原燕京大学实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了解。在这个过程也面临校内怀疑甚至阻力，于润洋先生与各系负责人分别谈话，深入沟通，听取意见，耐心解释，最终制定出了有央音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教学体制改革方案。学年学分制的实行，全面提高了学生的修养和素质，改善了知识结构，反过来又促进专业主课的学习和演奏、演唱水平的提高。
——我们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善于团结同志、虚怀若谷的人格风范。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学校形成一个团结、稳定、祥和的小环境，实现办学目标。他说：“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即使一个人有三头六臂也是顾不过来的，我的办法是相信和依靠各个职能部门、分兵把口又团结协作去完成工作。”对于他任期内取得的成绩，他从不居功自傲，他常对人说：“四年中最难的不是我，是分管总务后勤的副院长潘一飞。”“学年学分制最繁重的工作是教务处完成的；一万九工程的如期竣工，总务处负责人功不可没；院庆办得好是院办精心组织的功劳。……我不过只是一个领班而已。”
——我们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学习他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正廉洁的精神品格。于润洋先生担任校领导近十年，后又担任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兼职，从未以权谋私，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和安贫乐道的本色，他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他珍藏的大量书籍和唱片。
——我们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爱校如家的深厚情怀。心系学校、报效学校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从青年时代考入中央音乐学院起，他的人生轨迹就与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2015年去世后，其家人遵其遗嘱将全部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学校，供师生使用，体现了他对学校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我们一定要管理好利用好，让于先生的学术文脉绵延不绝。
——我们纪念于润洋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对学生、对晚辈的大爱无疆和长者之风。记得1991年我刚留校工作的时候，12月份受文化部派往葡萄牙参加国际指挥比赛，获得第一名，这是我国公派指挥选手首次在国际指挥比赛中夺冠，时任院长于润洋代表学校第一时间给大使馆和我发来贺电，对于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我只是获得于润洋先生庇佑的一个个体，还有无数青年学子从他那里得到了至真至诚的关怀和提点。
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埋头苦干，把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和中国音乐学事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