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4日下午，“与大师面对面”系列学术讲座再次如约举行，此次王次炤院长携手作曲系郭文景教授，与大家一同分享这位被称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的艺术经历和创作心得。虽然已近期末，但学院琴房楼演奏厅里依然爆满，听众中不仅有学院各系的师生，也不乏校外的音乐爱好者。郭淑兰书记、江小艾和叶小纲副院长等学院领导与大家一起聆听了讲座。
当天郭文景教授正身患重感冒，但他还是坚持要把这场题为“艺术、激情与科学精神”的讲座进行下去。然而，感冒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让他一时难以进入状态，身为主持人的王次炤院长遂以对话和提问的形式，将现场气氛调动起来，同时也激起了主讲人的谈话兴致，而讲座最后阶段台上台下的交流互动，更是碰撞出了许多精彩的思想火花。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缺乏科学精神
郭文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成就不如诗歌、美术、文学、建筑等其他姐妹艺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科学精神，不讲艺术科学。他为此列举了几个例子，如中国古代乐队的编制是和封建等级制度相关联的（各个等级所使用的音乐，在规模和排列上有严格的区别和划分），而与声学、艺术没有多大关系。中国古代的编钟，若从冶炼技术而言可能很先进，但从乐器、从音乐而言，性价比却很低，因此把它定位为礼器更为合适。再如中国古代的乐律，也是重道轻器，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由于缺乏科学精神，而使许多乐器和音乐形态被历史所淘汰。他说他并不想否定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辉煌灿烂，而是希望它能够更讲科学（象西方音乐那样），更多地融入科学精神，这样中国音乐才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搞艺术的激情很重要，特别是年轻人
郭文景教授认为，搞艺术需要激情，激情和天才同样重要。在和平年代，人们习惯于按步就班，年轻人也是耐心排队，雄心和野心都不够。而从事艺术创作，激情很重要。著名戏剧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几部重要作品都是在他30岁之前完成的，著名词作家光未然写《黄河大合唱》时26岁，著名文学家郭沫若29岁出版诗集《女神》，著名翻译家朱生豪24岁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音乐家聂耳只活了23岁，却创作出了那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陈钢、何占豪创作《梁祝》时也还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说，20多岁已经可以创造历史、改写历史了。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中所唱的那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要成就一个学派、一种风格、一个国家的音乐，尚需要时间的积累
作为地道的四川人，四川民间音乐深深影响了郭文景教授的音乐创作。王次炤院长向他提出了如何从民间音乐中汲取养料来进行音乐创作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引起了台下观众的思考和互动交流。郭文景教授认为，为了让交响乐这种外来音乐形式能够在中国扎根，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民族化，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具体的手法就是作曲家在创作中使用民间音乐素材。这种手法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民族乐派中也使用（但不如中国那么明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民间（传统）音乐的材料，加上共性的写作技术；另一种、也是更高级一点的是用民间（传统）音乐的材料，加上个性化的写作技术，而在这方面最好的是匈牙利的巴托克，其作品中既有匈牙利的民间音乐，也有自己非常现代的、个性化的处理方式，以至于你不会感觉到只有一个民歌调调在里边。中国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主要倾向于第一种，而改革开放之后，作曲家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和表达方式。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民间音乐素材进入作曲家的创作中是当作一个材料使用的，一般都是被切割、剁碎了放进去的。当然，民间音乐材料进入作曲家的创作还是带来了地域上的色彩，但是民间音乐本身的完整性和它独特的气质还是受到了破坏，这也是他最近的创作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民间音乐以其原生态的方式、完整地呈现在今天新音乐的作品中间。另外，还有一个比巴托克更棒的就是西贝柳斯。西贝柳斯是不大使用芬兰民间音乐的，不依赖于民间音乐直接用自己的语言，将个性与民族性、共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最高的境界。他希望在同学们中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郭文景教授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超越历史，尽管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出现了他们这辈（叶小纲、谭盾、陈怡等）作曲家，但是他们也只是中国交响乐八十年中的一环，真正要成就一个学派、一个风格还是一个国家的音乐，还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积累相当丰富的语言。但是这个积累，一定会和历史渊源有关系。
他说，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这辈人大都是从传统和民间音乐中寻找灵感、方式和语言的，这些音乐产生于清末民初那个时代，难道与他们隔了30多年的年轻人也要和他们一样去到历史中找灵感，是否每一个人（代）都要回溯到距今已相当久远的历史中去找灵感吗？或者说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历史中找灵感，但每一代人找出来的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者说年轻一代就不需要再到历史中去寻找了，而只需要把今天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作为文化的渊源。（郭文景教授的发问，也引起了大家的思考，也许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用实践和时间来回答了）
郭文景教授进一步强调，如果说可以不需要借用民间的材料，能够进行非常个性化的创作，同时又被认为这是代表中国的表达，这肯定是最好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积累，积累更多的语汇。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讲，我的创作不需要具体的民间音乐素材而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表达，这个目标很好，但目标的实现还需要积累。有些音乐听上去还不清晰、不那么明确，还需要一些符号性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也是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中国当代文化最大的问题。现在做的最好的就是把传统的符号赋予当代的气质，但还没有达到不依赖于传统的符号就能够做得很好。现在中国在国外举办的各种艺术节、展览，最受欢迎的还是古代的艺术，而当代的艺术还是大量的要借助于古代传统的符号，也就是如果不借助于古代传统符号的话，就会“失语”，也就是说没有词汇。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代的语汇还不够，还要依赖于传统的符号和智慧。而真正能够创作出富于民族精神而又不需借助于古代传统符号的作品，还需要好几代人的积累，音乐（艺术）语汇的积累。
音乐学院应该有实验性的创作，多元生态有利于艺术发展
在现场提问中，有人提到了新音乐的二度创作问题。郭文景教授认为，二度创作很重要，甚至关乎作曲家的生死。因为没有好的二度创作，作曲家就无法对自己的作品有客观的判断。从演奏家来讲，要主动理解、有热情，同时对于二度创作来讲，也有一个经验积累的问题。而对作曲专业学生而言，要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要学会与演奏家沟通
也有同学反映有些现代音乐作品不好听、听不懂，并提出了作曲系学生应该为谁而创作的问题。郭文景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多元发展，文化艺术才能繁花似锦。象“文革”中那样只有八个样板戏，是不正常的。而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应该有实验性、先锋性、小众的创作。学生本来就应该大胆一些，极端一些。作为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听新音乐就随意否定它。客观来讲，新音乐的传播不及古典音乐，听不懂，主要是审美经验的问题，也有所受教育的问题。因此要多听，多去感受，当审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现代音乐有一个新的认识。
对于这一点，王次炤院长也表示认同。他说，我们一方面要树立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意识，而事实证明学院的师生们也能写出很多很好听的音乐；另一方面，在音乐创作上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也是一所大学的职责所在。他希望同学们来到音乐学院以后，要珍惜这里的学习条件，不仅努力学习课堂上的知识，也要多去图书馆、多听音乐会，开阔学术视野，感受丰富多彩、不同类型的音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