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7日下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燕迪教授在我院401学术报告厅举办了一场名为：“音乐的分析哲学——评彼得·基维的音乐思想”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音乐美学教研室主任何宽钊副教授主持，何宽钊老师先是对主讲人杨燕迪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杨燕迪教授的讲座分七个部分，分别是：1.哲人与音乐；2.彼得·基维：其人其说；3.一家之言的音乐哲学；4.音乐中的情感：“表现”还是“据有”？5.器乐的独特问题：形式主义及其深化；6.音乐与外部世界：叙事与再现；7.其他问题：作品、表演、鉴赏。
1.关于哲人与音乐
杨燕迪教授先是对西方哲人有关音乐问题的论述做了简单的历史梳理。他认为一派是德语世界：早期从形式美学的鼻祖康德——黑格尔——叔本华；19世纪后半叶具有代表性的有克尔恺郭尔与尼采； 20世纪则以阿多诺、布洛赫为代表。另一派是英美世界：与德国相比，杨燕迪认为英美的哲学传统在涉及音乐的广度与深度上似乎有明显差距。20世纪上半叶对音乐真正内行的并能够与德国哲学家相提并论的仅有苏珊·朗格，但是近几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英语世界开始对音乐关注的哲学家开始增多，比如，莉迪娅·戈尔、阿伦·瑞德莱、斯蒂芬·戴维斯，还有就是讲座涉及的主角——彼得·基维。
2.彼得·基维：其人其说
杨燕迪教授总结了近期英美从事音乐哲学研究的哲人的两个明显特征：其一，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向基本上都属于“分析哲学”的思路，表现为以清晰、理性和冷静的思路对相关概念术语和语言用法进行澄清、分辨和探究；其二，他们背靠英语世界高度发达的音乐学研究，自身受过扎实的音乐专业训练（不少人具有音乐学方面的专业学位），因而对音乐史实的掌握和音乐技术语言的了解都较为可靠。因此，他们的音乐哲思是将分析哲学的传统和专业音乐学的知识紧密结合的产物。彼得·基维则是上述英美音乐哲学学术的典型代表。基维的音乐哲学研究线路，基本上是对音乐哲学中最关键问题：表现、情感、再现、理解、演奏等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论述。他于2002年完成的《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一书是对基维本人整体性的音乐哲学学说进行总结与规整。
3．一家之言的音乐哲学
《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共13章，基维所论述情感表现、形式主义、纯音乐、再现、歌剧问题、音乐表演与本真性问题以及作品的本体论问题、聆听理解问题等等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在开篇中，他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来介绍什么是哲学，以及为什么会有“音乐哲学”。基维刻意强调了音乐哲学与音乐学研究之间的高度关联，杨燕迪教授认为，考虑到基维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他的“一家之言”其实典型体现了目前英语世界的音乐哲学的思考方向和水平。在前面所列出的一批英美音乐哲学著述以及另外两本重要的音乐哲学论著（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与戴维·埃里奥特《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都大量地引用了基维的论述。这说明基维的引用率是很高的，其理论学说也得到了学界其他学者的关注。所以基维是典型体现了目前英美音乐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尽管是“一家之言”，但有代表性。基维在全书的行文中完全没有一“学术论著”中常见的“注释”与“出处”，但在书的末尾“阅读与文献参考”中，基维不仅有十分详尽的交代还有自己评述性的文献推荐。这其中比如有约瑟夫·科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和保罗·罗宾逊的《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等。
4.音乐中的情感：“表现”还是“据有”？
基维在《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一书中展开的音乐思考首先从音乐美学中的中心命题之一——音乐与情感中开始。和一般的分析哲学思路有所不同，他并不是直接着手开始分析相关陈述的语言用法和内在含义，杨燕迪教授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基维在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具体论述中对历史的卷入是不够的。但是基维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论述一些相关音乐美学问题中，他是依靠历史音乐学的基础。就音乐如何表现情感这一问题，基维总结了5种具有影响的回答学说，而每一种学说都具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其一，主要由16世纪末卡梅拉塔会社的成员提出，并在历史中产生过巨大影响，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听者通过与音乐“共鸣”而产生“同情”，此即所谓的“唤起理论”，这一学说主要强调人的主体性。
其二，巴洛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情感类型说”，其哲学源头是笛卡尔，认为音响运动可以直接刺激人的某种“生理性”的内在构造，从而引发情感反应，这一理论强调的是音乐的客体性。
其三，叔本华将音乐视为世界意志的“直接写照”，一方面提升了音乐的形而上学地位，另一方面将音乐的情感内容与听者的主观反应分离（杨燕迪教授认为这是基维的洞见），以此使音乐与情感这一课题的思考有了重大的实质性转向。
其四，汉斯立克在这一问题上提出著名的反题，认为音乐能否以及如何表现情感，与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功能和价值无关。
其五，苏珊·朗格将音乐视为普遍性的情感生活的音响符号象征，它并不表现个人的、偶然的情感，而是通过“异质同构”来“再现”情感运动的本质和生命。基维的立场正是建筑在对上述理论的消化、引申和反驳，也是对叔本华、朗格等人学说的继续和发扬——“将情感作为一种知觉属性归属于音乐本身”。
音乐中的情感就在于音乐之中，不是来自于是听者的内心也不在于你能否听到情感。情感是音乐一种知觉属性，并不是主观反应，甚至可以是客观的。就像红颜色与红一样，红就在知觉之中，并不是你主观感觉到的红。基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音乐究竟怎样据有悲伤呢”？他询问音乐怎样“据有”[possess]悲伤，而不是询问音乐如何“表现”[express]悲伤。因此可以看到语言的使用直接关系到问题的设定和理论的建构。杨燕迪教授的看法：“据有”情感是指情感内置于音乐之中，情感从根本上属于音乐本身，是音乐的“知觉属性”的一部分，如果听者具备正常的听觉与文化储备就能听出音乐的情感要素。而“表现”情感，更多具有将某个主体的内心情绪向外投射出来的意味，因而确乎与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有直接的对应。既然情感是音乐的内在知觉属性，随后的逻辑问题是，音乐是如何“据有”情感的？也即情感是如何“进入”音乐的？基维对此问题的解答是对以朗格为代表的“异质同构”学说的进一步细化——基维以所谓的“轮廓理论”来命名这种解释。他认为，“音乐的表现基于音乐表情与人类表情之间的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音乐的运动形式的“轮廓”与人的说话音调和姿态动作之间的相似。
杨燕迪教授对此持批评意见，虽然基维对于音乐的表现性问题做了一些理论推进，就是乐音运动的轮廓外形与人的说话音调及姿态动作之间的相似性，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洞见，而已是大家基本的共识。基维也做了进一步推论，“轮廓理论”很难解释不同的和弦——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减三和弦——的性格和表情倾向，诸如此类等等，基维在学理上还是想继续推进这种理论学说。杨燕迪教授认为这种推进不足。他认为，基维在这一问题上推进不足的原因并不是他的诘问和推论还不够精密和仔细——恰恰相反，有时他的论述会让人觉得繁琐和累赘。之所以基维在情感如何被转化为音乐的内在知觉属性的问题上难以深入，根本原因可能不在基维自己，而在于他所隶属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整体上忽视历史文化在音乐构成中的重要作用。杨燕迪教授提醒大家不要误解，基维经常提到历史，但在具体问题上他并没有考虑到历史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杨燕迪教授的看法是，情感进入音乐，或者音乐“据有”情感，这当然与音乐和情感之间的形态对应和生理感应有直接联系，但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却是历史长河中所贯穿的人类音乐实践，以及通过这种实践而沉淀下来的音乐与情感之间极为复杂和深厚的缠绕关系。
5．器乐的独特问题：形式主义及其深化
杨燕迪教授认为，基维正确地指出了近代（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美学问题其实主要是围绕“纯器乐”展开的，这也是历史的原因。大型器乐曲（主要指交响曲、奏鸣曲和协奏曲等）到18世纪中后叶不再是音乐的边缘，而一跃成为音乐的中心。这也是现代性问题，音乐的平衡有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器乐音乐占到了中心地位。这一变化极其深刻地改变了音乐的社会地位与艺术身份，也使音乐的“形式”问题被凸显出来。器乐音乐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意义问题。基维认为音乐的形式意义绝不是“万花筒”般的形式组接和把玩，而是一种具有秩序、逻辑和意义感的“句法性”结构。杨燕迪教授的观点是：音乐进行可以不依靠任何语义性的内容而具有一种前后连贯、协调统一的秩序。同时，基维试图将情感的内含与音乐的形式更为有机地联系起来。换言之，基维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具有“人性温暖”的、包含人类情感的音乐形式主义。
杨燕迪教授认为，比如说音乐最常见的形式语言中从紧张到解决的和声终止式就蕴藏着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情感状态。也就是说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关联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基维的观点总体是正确的，符合真正懂行的音乐爱好者的听觉经验，但是问题在于他论证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完全是分析哲学式的——基于命题和语言分析的分析与反驳。这与他在对待音乐情感问题时的态度是一样的，没有充分意识到历史文化积淀在情感特征在如何渗入音乐形式结构中的重大作用。这是基维理论最根本的缺陷。对形式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必须引入历史维度。包括音乐形式的运作，为何我们感觉音乐有一种秩序感、一种意义感，是在于它有意思在里面。这个意思是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想象和背景的。形式主义根本性错误就是他们以为音乐的上下文就仅限于音乐乐音中的上下文，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更为广阔更大的历史文化上下文。通过音乐作品与历史文化中其他音乐的联系，音乐的意义得以生成。杨燕迪教授认为，基维根本性的缺陷是他所隶属的英美分析哲学的毛病所致——认为通过分析、语言用法的澄清可以找到答案，这是不对的。
6．音乐与外部世界：叙事与再现
在基维的论说中，情感特质和内容被允许进入音乐的内核，并被认为是音乐形式结构的内在组成，但音乐的根本和价值所系仍在于“形式”，在于音乐自身，而不是受制于外在于音乐的任何东西。那么音乐与外部世界究竟是何种关系？比如说音乐是否能“叙事”（与文学有关）？是否能“再现”外部世界（与美术有关）？有学者提出，音乐虽不具有显在的叙事性和再现性，但却有可能具备某种叙事和再现的类比性。如纯音乐当然不可能真正“讲故事”，但是否存在一种“弱叙事”的“情节原型”——如贝多芬“通过逆境挣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之类？杨燕迪教授认为基维在该问题上有些过于武断，有些过于绝对地区分了纯音乐与标题内容音乐之间的界限——音乐史中的事实证明，纯音乐（如交响曲）与标题内容音乐（如交响诗）之间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如马勒的交响曲创作即为明证。“再现”就是音乐以“视觉性”维度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通道。基维的论述角度依然是典型的分析哲学方法：命题分析与语言用法区分。音乐是否具有“再现”外部世界的能力？基维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通过区分“图画性再现”、“结构性再现”、“辅助性再现”以及“非辅助性再现”等概念，使问题的讨论更有成效。显然，音乐的“图画性再现”的直接能力非常有限，但在辅助性的条件下，音乐的再现例证还是比比皆是，不论是再现自然世界，还是通过某种音乐来唤起另外一个环境（如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对路德派赞美诗的“引录”）。
7.其他问题：作品、表演、鉴赏
创作、表演和鉴赏一直被称为音乐实践的三大环节。分析哲学关心课题是创作的结果，即，作品。那音乐作品究竟是“何物”？基维认为作品是发现的而不是创造的。所谓作曲，惯常的理解是作曲家将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规定下来。基维说这些音都是早已存在的，作曲家规定了音与音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也是早已在世界中存在的，无非是作曲家把它发现出来。基维对音乐表演的定义是“依从于一份乐谱”，杨燕迪教授认为基维在这一点上具有独到之处，但是在关于“为何而聆听”的解释和论断方面有些令人失望，因为基维没能有说服力地阐明我们之所以被音乐深深感动、并因此珍视音乐的真正哲学-美学原因。基维以叔本华的哲学为出发点并进行引申，认为只有纯音乐才能真正达到所有其他内容性艺术都不能达到的“解放”境界，从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纯数学类似的纯粹结构世界。杨燕迪教授认为他本人是一贯以“人文性”作为核心音乐信念，显然在这点上是无法与基维的音乐理念取得一致的。因为音乐的最高价值正在于它对于人生真谛和世界本质的揭示与表达，音乐并不是它与我们日常生活远离而获得价值，恰恰相反，音乐正因与我们生活世界有紧密联系才获得根本的意义。
最后，杨燕迪教授对基维的分析哲学作了总结性评价：基维的论述是以“纯音乐”为正统，尽管他论述了歌剧，他也注意到并不时的提醒大家有文本内容的音乐实际上是更为常见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听的纯器乐音乐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从18世纪中后叶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样的历史时段才是以“纯音乐”为正统，但基维在“纯音乐”与“非纯音乐”之间做了过于清晰的划分。更荒谬的是，基维将我们从音乐中听出情感和我们为这种情感所感动也做出了清晰的区分。我们被音乐所感动的并不是音乐中本身所表现的情感特质，而是因为音乐体现出的美感。
杨燕迪教授最后说，基维的理论和思想让我们看到了分析哲学在音乐思考上的清晰、认真和踏实，这对于改进我们当前空洞、粗疏的学风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基维的思考不论正确与否，都会进一步给我们提供思想的资源，并刺激和鼓励我们自己的理论开掘。杨燕迪教授在讲座最后呼吁，即吸收包括基维等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的理论成果，避免闭门造车，以更为丰厚的他人资源和更为踏实的前人业绩作为我们今后前进的养料和动能。
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杨燕迪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有同学问，“标题音乐”和“说明音乐”那个翻译更合理的问题，杨燕迪的认为，翻译为“标题内容音乐”可能会更合理，但是别的翻译也有一定道理。有同学问“本真表演”和“历史原样主义”表演之间是否有区别和联系，杨燕迪教授认为，其实表演是很难做到真正的“历史原样主义”的。最后，杨燕迪教授对如何选择国外的著作进行翻译，以及翻译中常见问题等一一作了解答。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本次讲座由我院科研处和音乐学系联合举办，我院副院长周海宏教授、院国际交流处处长刘红柱译审，以及音乐学系黄晓和教授、刘经树教授、李淑琴教授、李晓冬副教授、柯扬副教授等几位老师也出席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