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次炤
3月14日中午我接到院长办公室的电话，得知老院长吴祖强老师在北大医院过世。悲痛心情接踵而来，曾经对我的工作给予极大支持的四任老院长相继过世，前几天周广仁老师也刚刚离开我们。我禁不住仰天长啸，呼唤着他们的名字，真希望这些前辈还在天边回望着中央音乐学院，永远和这所曾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学校连在一起。吴祖强老师在中国音乐界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但从他踏上音乐道路开始，无论有多高的政治地位和行政职务，从未脱离中央音乐学院，始终是这所学校的一员。当年吴老师出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时，他的行政关系仍然保留在学校。他曾经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放不下这所学校。”回顾数十年来，吴祖强老师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可谓呕心沥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吴院长抓住机遇，把中央音乐学院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1982年吴祖强任院长后，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把学校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面临学校的体制改革，吴院长依然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学院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高质量的音乐专门人才，同时也要为在社会上普及音乐教育、丰富音乐生活、积极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明贡献力量。”[1]1983年2月在全院大会上作“中央音乐学院关于改革的设想”的动员报告，报告中指出：“在办学的方针任务、机构精简、体制革新等诸方面全面进行坚决而审慎的改革，继续提高教学质量和工作效率，特别要努力触动那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有所突破，开创本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2]从此学校开始逐步推行改革，由领导体制改革到学校内部体制改革，中央音乐学院各方面的工作，在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吴院长任院长之时，正面临高校领导体制改革，中央音乐学院在全国艺术院校中率先实行院长负责制。1985年1月文化部党组下发了《关于中央音乐学院试行院长负责制的通知》，吴祖强院长统一指挥，党委保证监督、教职工民主管理的“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党政不分、责权不明、效率不高的问题。在教学改革方面，吴院长在任期间，领导中央音乐学院率先在全国艺术院校中实行学年学分制教学体制。在时任副院长于润洋的具体主持下，于1984年秋季开始酝酿对学年制的改革。院领导班子提出：“我们培养的目的不是片面追求技艺的畸形发展人才，而是既具有坚实的技艺根基，又具有较宽厚的音乐素养，有更大后劲的人才”。[3]《中央音乐学院关于实施学年学分制的规定》于1985年实行，后在全国推行，成为我国艺术院校实行学分制的模板。在内部体制改革方面，为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营团队，吴院长先后主持制定《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职务聘任工作细则》《中央音乐学院岗位责任制汇编》《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工作规范》《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学衔评审工作细则》等管理条例，规范学校管理工作并保证实施运营。
我曾经在院庆45周年（暨国立音乐院建院55周年）庆典大会上说过：“假如说马思聪院长奠定了学校教学、研究和艺术实践三位一体的办学体系、赵沨院长奠定了学校人才基础的话，那么，吴祖强院长则奠定了学校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基石……。”吴院长上任以来，始终致力于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打开通向世界乐坛的大门。他主持工作期间，学校派出近百名教师出国留学和进修，共有40多人次出国考察、讲学，有20多名教师在各种国际比赛中担任评委；并邀请国际著名音乐家来学校访问讲学，包括帕瓦罗蒂、岸边成雄、尹伊桑、迪蕾、葛尔等等，极大地开阔了师生的学术视野。期间组建的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先后应邀出访西欧六国、东欧三国和香港地区；附中少年交响乐团先后赴瑞士、意大利、新加坡和澳门地区，极大地提升了我国艺术教育的海外影响。
1988年吴祖强院长届满离任，但他依然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1992年，我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记得我被任命的第二天就去吴老师家拜访。吴老师当时的嘱咐，我一直铭记在心。他说：“干行政工作的确要牺牲一些自己的专业，但它是另一种需要。假如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学院领导工作的话，它是在绘制一张更大的蓝图。拿我自己做比方，我担任院长必然失去很多从事作曲的时间，看起来音乐作品写得少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在谱写中央音乐学院这部伟大的作品。你也一样，在从事院领导工作的同时，也必然会更加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吴老师的这番话，一直鞭策着我，可以说是我从事学校领导工作23年的一份动力。1998年，文化部任命我为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也就是俗话说的党政一肩挑，同时又宣布吴祖强为名誉院长。记得任命的当天，吴老师对我说：“你这份担子很重，假如有我这个名誉院长可做的事，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吴老师说到做到，他在我面前始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对年轻一代的音乐家和音乐学生百般关怀和尽量提携，对学院年轻的领导班子给予无私的帮助和最大的支持。许多年轻音乐家和学生都是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获得各种机会，在国内外取得了令人感到骄傲的成绩。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名誉院长，吴老师始终心系学院、有求必应。学院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环节都离不开吴老师的支持和帮助。“211工程”的申报和立项，大学和附中的新教学楼的立项和建设，教育用地的征用和教学经费的提高等等有关学院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倾注了吴老师大量的心血。
中央音乐学院地处长安街南侧的清醇亲王府，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环境很难扩建和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这是学校发展道路中的一个瓶颈。我任院长以来，一直因为此事而困惑。教育部领导也曾动员我迁校扩建，但考虑到中央音乐学院办学的需要和未来发展的优势，必须保住这块黄金宝地。我和几位老院长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力争在原地建造一栋教学大楼。机会还是来了！2001年底，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筹备庆贺顾毓秀诞辰100周年《顾毓秀作品音乐会》，了解到顾先生曾是几位中央领导的老师，我写信邀请他们参加音乐会。没想到此事惊动了中央办公厅，在中办的安排下，音乐会的地点改为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中办秘书局局长给我电话，告知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将出席这次音乐会，希望学校积极配合有关事项。得知此消息，我和吴祖强老师商量，是否能在音乐会上给江泽民同志写一封信，请求中央领导帮助解决中央音乐学院的校舍建设。吴老师和江主席早年就有交往，他能出面的话，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吴老师觉得此事可行，他的态度增强了我的信心。我随即起草了一封信，以名誉院长吴祖强和院长王次炤署名，给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央音乐学院校舍的困难情况和我们的校园规划，希望中央领导能够帮助我们推进新教学楼的建造。音乐会开始之前，我给到会的领导同志们介绍音乐会的构想和作品内容。在这过程中吴祖强老师把这封信递交给江泽民同志。时隔两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接到李岚清同志秘书廖晓琪的电话，告知岚清同志正在召集有关部委的负责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建造问题，并问询了有关情况。晚上我又接到教育部办公厅的电话，告知陈至立部长明天要来学校调研。第二天正好是周六，我召集了全体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待陈部长一行。陈部长办事雷厉风行，一到学校就要我带她到现场看看学校的校舍情况。我把学校最困难的情况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向她汇报，并且带她看了破旧的筒子楼和古建周边的临建。陈部长当即表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应该解决。两周后，在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的主持下，教育部、国家计委（现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有关领导和我院主要领导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建造》立项协调会议。我把吴祖强老院长也请到会议现场，吴老师的一番话，使在场的各部委负责人深为感动。会议确定了教学楼的建造规模、投资数额等重要事项。自此，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建造项目正式启动，并于2009年竣工交付使用。
吴祖强老师是一位有杰出领导才能的音乐家。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工作期间，他借改革开放之东风在学院建立起国际化的办学模式，谱写了中央音乐学院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并负责国际比赛工作期间，用其超凡的魄力把一批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学子推向世界，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步伐。1986年9月，在吴老师的领导和组织下，我国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实现了在中国举办国际音乐比赛的历史性突破。同时，在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期间，又领导中国文联进行体制改革，并提出文联作为群众性文化团体应该对全国文化工作负有“服务的责任”；使文联的职能从“指导”转向“服务”。这一重大转变成为文联体制改革的历史性标志。
吴祖强老师是一位非常全面的音乐家，不仅是著名的作曲家，而且在作曲教学、作曲技术理论教学和研究、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音乐教育管理研究和实践、音乐社会活动的组织和领导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显著。他的不少作品，尤其是舞剧《红色娘子军》（与杜鸣心、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合作）、《鱼美人》（与杜鸣心合作），弦乐合奏《二泉映月》，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与刘德海、王燕樵合作）、艺术歌曲《燕子》等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标志性成果。作曲理论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成为海内外专业音乐教育的范本；音乐理论文集《霞晖集》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他所组织的每一项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音乐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吴老师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培养出一大批名扬全国甚至具有国际影响的作曲家；由于教学成果卓著，以他为首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学集体，于200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
吴祖强老师也是一位有政治眼光的音乐家，他站在政治的高度把握音乐事业的发展，为推动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吴老师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连续五届任全国政协常委。作为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的音乐家，他丝毫没有去关注仕途的前景，而是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为音乐文化建设和艺术教育的发展开创新的局面。他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当时还在影响中国文艺队伍的建设，于是从解决历史问题着手，通过为傅聪和马思聪的平反向所有海外爱国的文艺家敞开大门。他也清楚地看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需要有健康的文化环境和正确的音乐思想，在文艺界发生思想动荡的关头，毅然站出来说话，指出“政治与学术、艺术问题应该分开”，及时引导中国音乐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正当中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之时，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必将提到议事日程；为此，吴老师多次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和全体会议上呼吁“要坚决纠正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存在的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并以“为艺术教育讨点公平”、“国家大剧院工程该上马了”为题发言，对加大艺术教育投入和推进国家文化设施建设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1988年8月，大陆和台湾两岸音乐家在隔绝了四十年之后，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吴老师带领大陆十位音乐家前往赴会，实现了两岸音乐家历史性的聚会。作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的执行理事，他积极促成了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第32届国际音理会于2007年秋在北京召开。这将对提高中国音乐的国际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吴老师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了不起的音乐家啊！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我还想说两个与吴老师相处的故事作为结尾。第一个故事是：1998年的某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约我和吴老师一同录制节目，大概因为我是院长他是名誉院长的缘故吧，主持人要我们谈谈中央音乐学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按照要求，分别谈了学校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现状，也对学校未来的发展谈了各自的想法。节目应该很就快录制完成，但主持人却还要我们再录一次。我们感到不解，难道还说的不够清楚吗？我深知自己口才不好，重录是可以理解的，但吴老师口才极好，总是出口成章，一个小时的讲话不打一个磕儿。但万万没想到，主持人却说吴老师讲得太流利了，能否稍加几个“疙疙瘩瘩”的修饰。天哪，哪有这种修饰，简直是反着做！让我感动的是，吴老师没有任何怨言，却哈哈大笑说着：“那就让我当一回戏剧演员吧。”吴老师按照主持人的要求，把他说的几段话“演”得十分出色，不得不令主持人满意之极。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它却让我看到了吴老师的人格魅力—极强的演说能力和豁达的为人态度。第二个故事是：2005年秋天，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考察团，考察山西省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我和祖强老师同行，在去往山西大同的列车上，他和我们几个邻座的团员侃侃而谈几个小时，没有任何倦意。吴老师已是近80高龄的老人了，他一会和我们谈家常，一会又和我们聊音乐，还时不时问我在学校的工作情况。吴老师这么有威望，却没有任何架子，使我们大家都倍感亲切。到了山西后，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吴老师一路把我介绍给他的熟人。他比我年长22岁，我理应好好照顾他才是；可是，吴老师却嘱咐这嘱咐那，对我关怀备至。只要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他还不时地给我夹菜。当我们参观云冈石窟时，我搀扶着吴老师并行，没想到他一路给我讲解石窟的历史和概况。他告诉我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古代石窟之一，东西绵延一公里，内有250多个洞窟，共有五万多尊雕像。他还告诉我云冈石窟和莫高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等等。我问他是否以前来过，如此熟悉这里的情况，他说没来过，但这次来之前做了功课，看了一些石窟的资料。这不禁使我想起吴老师一贯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和规范严谨。山西之行过去近20年了，吴老师的关怀、嘱咐、提携、照顾，还有那极为充沛的精力和循循善诱的交谈，永远存留在我的心中。
吴祖强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智慧、才能、胸怀、思想境界和人格高度，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吴老师安息！
2022年3月17日
（本文部分内容曾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 吴祖强《中央音乐学院关于改革的设想》，1982年3月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全员大会上的讲话。
[2] 同上。
[3] 《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1940-201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10年版，第142页。
作者与吴祖强教授夫妇在“庆祝吴祖强教授八十寿辰暨从乐从教六十周年”音乐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