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上午10点，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教研室在教学楼411教室举办“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视野与书写”师生研讨会。此次研讨，是音乐学系“十·一五”艺术实践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使本专业同学接触到西方音乐史教研室老师们的新近研究成果的同时，拓宽学术视野、加深学理思考，并增强与其他师生间的交流往来。研讨会由刘小龙教授主持，西方音乐史教研室班丽霞教授、贾抒冰副教授、毛羽博士、潘澜教授、刘小龙教授先后上台发言。
班丽霞教授发言
班丽霞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月迷彼埃罗⟩的意义流变与声誉构建》，主要讨论声乐套曲《月迷彼埃罗》自首演以来在意涵和接受层面所经历的复杂流变过程。虽然音乐中尖锐的音响和打破常规的独特性，导致首演之后数年间，专业人群对该作的评价各执一词，但从未间断的讨论，和越来越多受到其影响的新作的出现，都是《月迷彼埃罗》被接受的一种旁证。班老师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种风格化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归结为“彼埃罗原则”：精炼的表达，乐器组合的多变，情绪与氛围的多样性转化，以及人声和器乐的相互渗透。同时，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跨媒介、跨文化挪用与演绎也昭示出，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彼埃罗”不仅立足于艺术音乐领域。这便逐渐形成对作品再定位的思考：《月迷彼埃罗》继承着古典传统，是一种“现代古典主义”的体现。
贾抒冰副教授发言
贾抒冰副教授的发言《巴洛克音乐史的研究视域与核心问题——以诺顿⟨巴洛克音乐⟩译本为例》，是以其翻译《巴洛克音乐》过程中的体会和经验，来讨论音乐断代史的书写问题。通过音乐修辞作为巴洛克音乐的核心这一事实，贾老师提出断代史书写的重点：怎样从时间上定义断代的位置。《巴洛克音乐》中对于意、法、英及一些非主流国家器乐体裁的清晰定义，以及从艺术、社会等多元结构全面定位“巴洛克”概念的书写方式，给予我们有价值的参考：它用可靠的解释、关联域化的视野，形成艺术批评史的追寻方式，打破了以往论述中标准化的解读。
毛羽博士发言
毛羽博士援引达尔豪斯的论述，认为“音乐体裁”这一重要概念的界定，不仅要涉及音乐形态，还应关注体裁的演出机制、社会及美学功能。许多理论家仅仅关注体裁自身的纯粹性，但达尔豪斯认为每个时期的各种音乐体裁会形成一个系统，并从中相互作用、影响：其他形式会朝着代表性体裁靠拢，后者也会逐渐吸纳其他体裁的特点。毛老师认为，如果在音乐特征中关注到与音乐不可分割的社会因素，或许可以带来音乐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在此基础上，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创作背景”，也就有了更多可供发掘的新信息。在此基础上，他对达尔豪斯未曾回答的、有关20世纪音乐体裁的问题向同学们提出希冀，期待沿着达氏的成果催生出新的思考。
潘澜教授发言
潘澜教授在其发言《术语·史料·方法：西方音乐史书写的三对关系》中，认为“音乐史编撰学”到“音乐史书写”的术语转向带有新的意味：从历史音乐学本身到参考大历史学理论，从强调治史理论到关注文字表达。二者应当是并列发展、叠加的关系。而在西方音乐的史料方面，虽是国内学者的弱项，但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至于研究方法，潘老师的建议是“个人判断与合理借鉴的互动”：直面音乐本身、史料及新近的研究成果，同时应当思考如何看待这些材料。音乐史的书写，不仅要关注新旧史料的挖掘，也应当继续思考传统的重要理论。才能形成宽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真正写出有新意、优质的原创性成果。
刘小龙教授发言
刘小龙教授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建构者：中国未来的西方音乐研究刍议》发言中谈到，作为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者，我们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出于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这是由于，我们在一些具体领域，依然停留在介绍、学习、吸收的基础层面。现在应当转变观念：我们对于西方音乐早已是其中的参与者和发展的重要板块之一，也早已拥有独立的视角和话语权。地缘文化观念的逐步消解，使中国近现代音乐也被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可以从西方音乐研究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并顺利投入到受西方音乐影响的历史研究中。同时，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还可以将历史的研究投射到当代，与当代互动、比照，并对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和评价。刘老师认为，只有将西方音乐史研究视为一种文化交融下的历史研究，而非独立、自治的地缘文化分析，才能考虑出更多研究方向，并实现研究身份的跨越和叠加。
五位老师的精彩发言，分别从不同视角为同学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启发，受到音乐学系学生的热烈欢迎。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与会学生也就个人关心的音乐史学问题，和老师们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尤其在1750年后的历史学转向上产生热议。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文化深度往来的大环境、大趋势下，我们更应该思考、重估研究对象和卷入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我系也将一如既往地贯彻学校的教育传统，肩负起鼓励、培养学生学术热情和研究能力的责任，扎实推进学科发展，将研究事业转化为实际、有益的社会价值。
撰稿：钟博羽
图片：钟博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