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日14:00-18:30，纪念于润洋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西方音乐史学“主题研讨第一、二单元在线上展开。
第一单元：14:00-16:15
本场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主持，围绕“《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研究”这一议题展开，共有九位学者发言。
哈尔滨音乐学院杨燕迪的发言“从《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看于先生的治史理念”，结合于先生编写这套教案的时代背景，谈到该教学手稿给发言人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发言人阐述了之所以令他震撼的三个原因：整体框架的完整性，引入资料的丰富性、深广性，以及先生治学的踏实、细致与完整性。他强调了在当时资料匮乏、思想初显开放的时代，于先生令人惊叹的外语能力和广阔视野，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待音乐史发展的可贵性。最后，发言人纵观这部教学手稿，总结了于先生在西方音乐史学治学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在史学研究中高度重视理论牵引和方法论意识的导引；第二，在史学研究中高度重视音乐本身和音乐作品的深入解读。肯定了这两个治学特点对后学的激励和启发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以“读《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有感——音乐史编纂学的思考与思辨”为题，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西方音乐史的思考传统和史学的美学化问题。发言人从微观入手，第一方面以手稿的第3册第3章为例，展示了于润洋先生高超的学术水平和透彻的音乐作品思考；第二方面以手稿的第4册为例，展示了于先生严谨的、考究的治学态度。这些特点体现了于先生搜集和思考音乐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史学编撰时的理论思辨的深度。这在当时用汉语出版的书里绝无仅有。最后发言人表示，传授给学生正确无误的音乐史知识，是于老师通过教学手稿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我们要把他坚持一生的理念传下去。
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的发言题目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中的音乐史学问题及书写特性”。他围绕教学手稿的内容和影响讨论了五个问题，分别是手稿出版的历史意义、个性特征、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意识”和“学术引领”。发言人强调了于先生对历史唯物史观的准确运用和科学扩展，撰写手稿时对哲学、美学上的先哲思想的运用，以及该手稿的独特性：相当细致的授课内容、对书写对象强大的音乐分析力度和对创作现象透彻的本质论述。他肯定道，于先生独到的见解和有力的分析都为学生带来思想启迪和不可估量的学术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的发言“《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解读之（一）：古希腊与中世纪部分”，对丛书第一部分手稿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撰写手稿的过程中，于先生对材料的运用非常考究和详细，来源广泛。发言人在阐释时，将重点落在于老师手稿中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见解和结论上。余教授尊重原书内容，带领听众一起学习和解读于老师在手稿中的思想成果，展示了于润洋先生对西方早期音乐所做的深刻且详尽的研究，其中部分内容对现在仍然很有参考价值。
中央音乐学院贾抒冰的发言题目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解读之（二）：于润洋先生的巴洛克音乐研究思路与教学规划”。在音乐研究思路方面，他认为于先生在关于音乐史的时期和风格的判断上是非常独到且有深意的，不会被禁锢在主流观点的桎梏里。在非常注重手稿细节及其准确性的同时，于先生对内容的认识和把握也有着广泛而全面的了解，并且在手稿中秉承了美学与史学相结合的特点。在教学方面，于先生保留了他细致而富有深度的特点，他将例子非常详细地分析并授予学生，让学生去感受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这种题材的音乐在整个历史中的发展逻辑。这对于今天的课堂而言也是很难做到的。发言人因此为于先生的教学法倍感折服，感叹于润洋先生在四十年前就能有如此学术化的、深刻的、超前的研究思路和教学法。
中央音乐学院刘小龙的发言“《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解读之（三）：于润洋教授的古典主义音乐观”，从这部教学手稿的细节处入手，提出于先生特别强调社会历史和阶级分层的对于音乐作品的影响。这在手稿中体现为一个具体的写作特点：即在写作的过程中会突然穿插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影响。在面对时代差异造成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变迁时，于先生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他强调两点：一是欢迎新的史料，二是欢迎新的方法。于先生主张摆脱先入为主的社会思想前提，以个体对音乐的独立感悟作为音乐研究的灵感和起点，重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科学性、通过综合分析发出对文化语境中的音乐的独立思考。教学方面，于先生在教授贝多芬一节时采用了不同方式：课题授课方式。发言人还总结了于润洋教授的古典主义音乐观的具体方面：1启蒙运动对现实政治、科学发展和社会思潮影响；2普遍的理性带来的人类的共同理想，对真理的追求；3对于艺术规律性和哲理性的探索；4歌剧作为社会制度变革与法国大革命的音乐体现；5以奏鸣曲式和奏鸣套曲为代表的器乐艺术与思想变革；6对于海顿和莫扎特思想进步性的肯定，对贝多芬“英雄风格”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强调。
中央音乐学院潘澜的发言“《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解读之（四）：十九世纪音乐的教学思路与音乐史编撰方法探究”，从第四册“浪漫主义”与第五册“十九世纪下半叶”命名的差异性开始展开阐述，认为确定术语命名的严谨性，反映出于先生实事求是的特点和他的教学理念：他并不强调一个表层简单名称的统一性，而是更加追求它深层复杂的差异性，强调一个事物内在的、深层的、本质性的特点。发言人还通过对比达尔豪斯的结构史，强调了于先生的独特特点：重视对作曲家生平经历、内在品格和情感的解读，认为个人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他希望将中国研究中感性的一面融入西方的理性视域中，这也是于老师站在一个中西融通的立场上理解西方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央音乐学院毛羽的发言“《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解读之（五）：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音乐与关联域”，通过转述于老师论文中关于海德格尔对梵高《农鞋》的阐释，介绍于润洋先生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揭示音乐作品的深层内涵，从而把握音乐艺术历史的发展规律。他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西方音乐史编纂观念为：音乐史的编撰与教学不仅要聚焦于对作品的分析与描述，更要视之为特定时空音乐文化的例证，揭示蕴含在作品中的社会与思想内容及作品的历史关联域。发言人纵向分析了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音乐文化状况，以及这一背景下各作曲家在音乐作品中体现出的思想倾向以及风格特征。他认为，于润洋先生站在社会意识形态与音乐自身发展规律的互鉴角度，彰显了坚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最后，发言人将于先生的教学理念与新时代思政课相结合，指出应向于先生学习，将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融入音乐史教学，在学生的艺术成长道路上发挥教育引导作用。
中央音乐学院高拂晓在“读《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有感”的发言中认为，于润洋教授在研究思想上拥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分别是注重史学方法的思考和认识、分析结构形态的变化和文化、收集多种史料的互使和比较、强调问题意识的贯穿和意义和引入批评视角的史学和分析。在教学法上，于先生重视教学方法和充分备课。他在教学中反映出的跨学科特点对我们亦有启发。对于如何让音乐史学、美学对音乐表演的学生产生更大影响上，我们在于先生的教学基础上仍然可以做出更多的教学改革和探索。
最后，主持人姚亚平对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专题研讨《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是非常有意义的，备课手稿在当下已属十分罕见，未来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以后还能找到手稿吗？因而这套《手稿》不仅仅代表着于先生一个人的历史，也代表着整个笔写时代的历史，弥足珍贵！此外，本单元的发言里，既有宏观探讨，也有阐述于先生教学思想的，尤其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教研室这个教师群体，将整部《教学手稿》以断代的方式进行了解读，让很多没有《手稿》的听众能够很快地全面了解于先生的这套《手稿》，是很好的工作，也是本单元发言中的一个亮点！
第二单元：16:30-18:30
“西方音乐史学”主题研讨第二单元的议题是“于润洋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当下音乐学术研究的影响”，由哈尔滨音乐学院杨燕迪主持，共有七位学者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院姚亚平，发言题目为“于润洋音乐学分析再研究——纪念《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30周年”。这也是发言人已经写就的一篇纪念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因时间原因只介绍第一和第三部分：音乐学分析的成因和音乐学分析的难题。发言人认为，于先生提出“音乐学分析”的原因除了他个人的学术兴趣之外，也包含了他对中国的音乐学(特别是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和道路性、方向性问题的全局思考。在关于90年代西方音乐史要怎么走这个问题上，发言人认为于先生比当时大多数学者要更开放和大胆得多，他不但提出了兼顾宏观和微观的方式，还提出在音乐学研究方面，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路子，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正是由于于先生《特里斯坦》这篇文章，“音乐学分析”在国内音乐界广泛传播，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突出了西方音乐研究中形式这个维度，并提出了音乐形式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思想。但这也成了音乐学分析的难题——如何实现形式与社会内涵的融合，而在发言人看来，只有在异质同构的形式思想中才能解决。
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的发言“于润洋先生与西方音乐史学科建设”，通过介绍于先生的三篇文章介绍他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三个主要追求方向：民族内容、社会历史内涵和艺术魅力。此外，发言人还将重点放在学科建设上，认为其“核心构建”有二：教学和学术研究。他还重点提出了两个具体的建议：设立必修课为核心课程的体系化教学和提倡研讨班的开展。学术研究（成果展示）方面， 他突出强调了博士论文的原创性研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博士培养的学术性含量。
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的发言以“音乐史学与音乐美学”为题。他在回忆中展开阐述，提到了在音乐史学和美学上与于润洋先生交往的点滴，随后提到于先生对历史和美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于先生打通了史学和美学两门学科，并取得了瞩目的学术成就，这与他对音乐本身有扎实的认识息息相关。发言人提到，目前中国有很多学会，但是各个学科间没有打通，中国音乐、西方音乐、音乐美学等的研究都是在各自为战，他对此也提出了展望，希望能成立一个中国音乐学学会，将各学科聚集在一起，取长补短、相互融合。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叶松荣的发言“深刻·厚重·优雅——评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首先介绍了于先生这篇文章，并展开对“深刻”的解释——思维的辩证性，提出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和体验虽然离不开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但不能将其视为唯一根据。于先生对艺术文本的辩证关系分三个层面来阐释：分别以“史实考订”、“重建与体验”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为指向。接着是“厚重”的阐释——立论的坚实性，于先生认为主要是“哲学-美学立足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创了“音乐学分析”、立足于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中取得的学术成果、立足于中华文化视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后，“优雅”——叙述的完美性，于先生提到需要音乐学下各个学科打破界限、相互关联以及提升理论境界等。其中在讨论“音乐学分析”时，发言人提出了展望：继承并发展“音乐学分析”是纪念于先生最有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是在为后辈学子提供继续探索的可能性空间。
浙江音乐学院杨九华的发言“即将消失的记忆”，围绕“感动、感怀、感叹”展开阐述。在发言人阅读手稿时，他为于先生的书写、文字、思想以及在书中为后学奉献的一切感到感动，心怀敬意。手稿唤醒了他关于自己的、关于于先生的回忆，置身文字中仿佛又能重现于先生依旧在身旁教学的场景，让发言人感怀其中。手稿的珍贵在如今得到强烈的体现，发言人担心那些宝贵的记忆会因为载体的消失而消散，不禁发出感叹。最后提出期盼与希望：可能载体会消失，但于老师的精神、思想、榜样的力量必将永远传承下去，成为永不消失的记忆！
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的发言“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于润洋教育文论阅读札记”，围绕以马克思“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句话展开，而于老师也对人的全面发展十分关注。发言人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学科融合、相互依存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和学术自由、个性和创新。在第一方面，发言人谈到于先生对音乐表演创作人才的期盼：不仅拥有音乐才华和高超的技巧，还要有深邃的思想、民族意识、高尚情操、丰富的情感体验，同时他还高度重视文化素养和音乐素养的平衡，强调各学科间的融通。在第二方面，于先生反对只注重技艺训练的“技术人”而丧失了精神上的完整。第三方面，于老师对于音乐理解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历史与当代的“视界融合”，其中强调了对研究者的解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当下的存在说出当下的思想。最后作者重申她的、于先生的、马克思的共同理想——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的发言“从于润洋先生的音乐学思想看‘欧洲音乐史’与‘西方音乐史’的分际”，分为三部分阐述。首先是关于于先生的音乐学思想与学术观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音乐学的学科属性、跨学科与多学科的问题、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部分是“欧洲”与“西方”在于音乐学术思想中的分际。他根据于先生在不同文章中“欧洲”和“西方”的使用，认为“欧洲”意味着研究对象，“西方”则是一种观察视角。第三部分是于先生“音乐西学观”中的文化本位意识。发言人指出，在“西方音乐”的研究中，“意境”生成的美学-哲学本质，不在创作与表演中，而在于接受和理解，这是基于东亚文化本位意识的一种创造性阅读。
最后，本场主持人杨燕迪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西方音乐史学”主题研讨的第一个单元主要是针对手稿，后一个单元就扩大到了对整个于先生西方音乐史史学治学理念的研讨。学者们的分享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将会对今后西方音乐史学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于润洋先生这样一位卓然大家，对许多根本性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的思考，对史学问题的思考，包括对中国立场的思考，都会对我们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乃至更大的音乐学学科的建设起到持久的效应与影响！于润洋先生的思想是深刻的，对后学的影响和启发也是巨大的，于先生的精神和学术成就将会在一代代的学子中传承下去！
供稿：彭睿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