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2届年会第七会场共有三个单元，15位学者进行了发言。
第六单元
本单元有五位学者发言，内容涉及学人研究、传统音乐的当代重构、传统音乐速度布局以及对史诗艺人的田野调查反思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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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
匡学飞、孙晓辉《杨放先生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述评》，以史学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学者杨放的学术生涯及其学术贡献，并重点讲述了其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云南卷》的编纂、茶马古道音乐研究以及发掘记录撒尼族叙事诗《阿诗玛》方面的成就。
刘宇统、陈元碧《失忆和重构：晨歌为什么被歌唱？》从“晨歌”这一歌种名称的由来谈起，讲述了民歌如何被研究者冠名并得到广泛使用的过程，认为这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晨”字意蕴的认同；发言人还谈到晨歌（《我望槐花几时开》）的版本问题，认为现在的晨歌（《我望槐花几时开》）是由歌者、作曲家、学者等群体合力重建的。
秦栋《以“礼乐同构”考证“散—慢—中—快—散”》，从我国古代“礼乐”中“礼”的程序与“乐”的功能角度，考证了“散—慢—中—快—散”这一传统音乐的速度布局原则与“周教‘大阅礼’”的渊源关系。
张鹂《高校雅乐重建研究——基于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的实践》，以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为研究对象，对其所做的重建实践作了民族志的研究，提出高校雅乐重建需注意三个方面：学术性、教育性和当代性。所谓学术性，是指尊重历史，严谨进行复原工作；教育性与当代性，是指通过采取符合当代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方式，达到使国人“修內于乐，修外于礼”的目的。
姚慧《何为“创编”？——对格萨尔神授艺人达哇扎巴和圆光艺人才智采访个案的反思》，以民间艺人与研究者对神授表演艺人在表演中是否存在主观创造性的不同认识为研究对象，从曲调分类观念与音声文本的无意识生成、演述能力的提升与习得实践机制的缺席、词曲整理神授与词曲分离的基本观点三个方面，对于“创编”一词的概念进行了反思。发言人强调：回到歌手立场，并非是去证明其言语表达真实与否，而是探析局内人的观世向度和阐释框架。
第七单元
本单元发言涉及叙事诗阿诗玛研究、田歌研究、歌舞音乐的“性别化”、壮族对歌的民族志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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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
马楠、童欣雨两位学者都关注到彝族叙事诗阿诗玛。马楠《屿/诗与歌——阿诗玛音乐诗调查报告》以一位导演的视角关注了三种不同的歌者，作者将他们称之为传唱者、歌唱者和生长者。歌唱者是自发歌唱、没有功利性、将歌唱视为生活的歌者；传唱者是以当上传承人为目的、把阿诗玛作为学习对象的歌者；生长者是能从歌中跳脱出来反观自己的歌者。作者认为最应该寻找的是第三种歌者，即“生长者”。童欣雨的发言《叙事诗<阿诗玛>的经典化研究》关注的是作为撒尼人民族记忆的阿诗玛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作者围绕提出其经历的三次“经典化”过程展开：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工作者的整理；二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集成编纂和古籍保护工作；三是“非遗”保护视野下文化、旅游、生态的结合，并认为阿诗玛的被经典化是内部的能动选择与外部力量的助推合力建构的结果。
向清全《水田旱地：长江中下游田歌的“具地性”特征》，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劳作环境所造就的两种不同的田歌类型及其特征进行了描述，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具地性”特征，指出这种“具地性”是由劳动者在两种劳动场中基于自身的“具地体现（验）”创造出来的。
范洋洋《性别视域下壮族八音坐唱表演研究》，关注了壮族八音坐唱歌舞音乐表演中女性角色的介入给表演所带来的变化、男性和女性在表演中各自担任的角色、坐唱的音乐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通过研究，发言人认为女性角色的介入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表演；传统表演中的仪式音乐专属于男性，而当代仪式音乐分属于男女不同的性别，女性也拥有了某些专属曲牌。
朱腾蛟的发言《交换·关系·礼：壮族对歌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以壮族对歌行为为研究对象，从对歌的表演实践与音乐认知以及对歌的社会实践与关系建构两个层面，探寻了对歌这一传统的深层结构，认为“交换—关系—礼”三重结构是理解对歌深层结构的路径。
第八单元
本单元的发言涉及声学、民族音乐学声音景观、民间音乐的展演空间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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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
翟晓多、冯楠舒两位博士都选择了古戏台作为研究对象，以物理学和声学角度来研究其结构原理。翟晓多《古戏台八字音壁声学特性研究》，通过对明代和部分清代的百余座遗存实例进行几何实测，对其形制结构进行了分类，并采用Comsol物理仿真软件和共性时域有限差分法模拟不同角度、不同位置和不同材质下的声波运动轨迹，对八字音壁的声学特征进行了揭示。冯楠舒《金代大三面观舞楼的发现与研究——兼议宋金元神庙戏台的声学技术》，通过对一座全国仅存的近代大三面观古戏台声学原理的研究，认为宋金元古戏台的声学技术正是在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的逻辑中发展起来的。
叶倩敏《文旅融合背景下永庆坊修竹琴舍传承活动研究》，探讨了现代商业核心区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对于古琴传承活动的影响。经过研究，作者得出如下观点：从文旅角度，作为岭南地方音乐代表之一的古琴音乐，补充了文旅地标的声音景观板块；构建文化站点是提高公众文化艺术修养的创新路径；从非遗传承的角度，新颖、低门槛的形式让大众与古琴产生交集和连接；要平衡文化与商业，守住非遗传承的本位；要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和传承深度。
袁野璐《福州“游神”的声音景观和声音记忆》，以福州台江区“九案泰山”信仰为例，探讨了城市环境下民间信仰活动中的声音类型与声音建构，以及这些声音景观背后的地方认同。作者提出在受到全球化浪潮影响，城市景观区域趋于同质化的形势下，如何在不断发展的文化环境中保护音乐的文化生态，保存城市居民的声音记忆，建立起声音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是发展城市文化需要关注的新议题。
余鑫《从“私家林园”到“公共空间”：文化传统视域下“南京乐社”的空间变迁》，立足于“南京乐社”展演空间属性的变化，探讨了在此转变中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在现代性体制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
从本会场三个单元的发言来看，传统音乐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愈加多样，性别化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甚至声学、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进入到对传统音乐或与之相关事项的研究当中。从发言主体来看，年轻学者也表现得较为活跃，展现出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极高的学术敏感度。
供稿：李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