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玉崧(1925—1996),音乐史学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家、民族乐器教育家、书法家。1925年6月18日出生于北京,自幼爱好文史和艺术,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20世纪40年代,曾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兽医系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并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49年入职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时在沈阳办学),1950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自1951年起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等课程(其中1958年至1978年,主要在民乐系教授二胡),并曾参与民乐系、音乐学系的筹建工作。1978年以后,历任民乐系副系主任、音乐学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述》《中国古代音乐史》等专著和教材多部,发表《刘天华与民族器乐的发展》《“天工人巧日争新”——漫谈传统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影响深远。1996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蓝玉崧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才学者。他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爱好广泛,求知欲强。为了能够有更多时间博览群书、学习研究,他自初中时起就养成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生活习惯。除了喜好音乐,他还谙熟传统国学,擅长书法、篆刻等姊妹艺术,曾就读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还曾受教于黄孝纾、黄宾虹、郭则沄、寿石工等许多文化界的耆宿,并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国学书院任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院校教授国乐、金石学等课程。同时,他在北京大学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此外,他还曾在北平多家报纸、刊物担任编辑、专栏作者和特约通讯员。早年从事革命工作的淬炼,使他的思想宏富而高深,思维敏捷而活跃,文笔练达而精道。
蓝玉崧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高等音乐院校中正式开设《中国音乐史》课程的第一人。他对中国音乐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首开先河”的首创性、引领性,更在于他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观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蓝玉崧认为,音乐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其发展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将中国音乐史置于中外文化史、社会史的广阔背景之上进行横向、纵向的探索,综合考察音乐的整体发展与各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蓝玉崧讲授的中国音乐史,并没有繁琐地或简单地罗列史料, 而是深入浅出地贯穿了对民族音乐的纵向观察, 阐述其历史规律;结合各种文化艺术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 探讨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并指明中国古代音乐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他既“述其然”也“述其所以然”,将音乐与文化、史料与理论相结合,体现了鲜明的思想性、时代性、人文性,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的授课教材《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述》,曾被各地音乐院校广泛使用。
除了教授中国音乐史,蓝玉崧还为学生讲授古代汉语、目录学、版本学、甲骨文、古代音乐文献等相关课程。在讲授古代汉语时,他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所有生僻字的读音和字义,并在讲完一课后当场检查;在讲授目录学时, 他手把手地教学生怎么填写卡片,还拿出自己写的卡片给学生作示范;在讲授版本学时, 他以自己收藏的古书为实例, 详细讲解什么是“旋风装”“蝴蝶装”,什么是“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及它们在字体、版式、印刷、纸张等方面有何特点和区别。在讲授甲骨文时, 他会拿出自己搜集的珍贵文物,让学生仔细观看一片片“甲”和“骨”上面镌刻的数千年前的文字;在讲授古代音乐文献时,他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引经据典、咬文嚼字, 而是融入自己的体会和理解,不仅易懂,而且连古文里那些佶屈聱牙的死板文句,都被他的解释和引申给救活了。
在二胡教学中,蓝玉崧注重启发和引导,因材施教。他不仅强调演奏技法的科学性、规范性,还经常利用中国古代诗词和书法、绘画等姊妹艺术,以生动的举例和形象的比喻,启发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他们准确而生动地演奏出音乐的内涵和意境,把音符里的情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他反对学生一味地模仿,成为教授者的影子,而是应该各有所长,各具特色。蓝玉崧在课堂上,有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时谈笑风生, 妙语连连;有时持琴示范, 随着乐曲放声歌唱;还有时兴致来了就提笔书写诗词, 将音乐的意境与诗词和书法的意韵紧密联系起来, 让学生从更广阔的艺术角度去理解和体会音乐。蓝玉崧既强调整体上的理解和把握,也注重细节上的惟妙与生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他反对学生一味地去“抠味”或过度地去修饰,强调“大道至简”,认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才是中国音乐美学之至高境界。他所传授的中国传统乐曲,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新意;处理的现代作品,既富鲜明个性又充满时代气息。
蓝玉崧认为,音乐的演奏、创作和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而要站在文化和学术的高度来看待。音乐专业学生,应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文化修养,特别是音乐学专业更应如此。20世纪90年代,蓝玉崧曾给青年音乐学者写过一篇情真意切的“寄语”。在这篇“寄语”中,他提出,音乐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须是一个长于逻辑思维、具有较强思辨能力的人。要思维严谨,逻辑缜密,条理清晰,对复杂深奥的问题有剖析、辨别的能力,对头绪繁复的事物有归纳、概括的能力,同时还要博闻强识,富有突破性、创造性。第二必须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应对艺术充满热爱和激情,对音乐有良好的悟性与感觉,有精微敏锐的感知音乐的心与耳。应具备较为全面的音乐理论知识与技能,并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技能对音乐艺术进行最深入、最本质的研究。第三必须是一个渊博的学者。音乐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应该对人文社会科学有足够的修养,且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保持旺盛的求知欲。第四在语言文学方面,要有一定的阅读、写作能力,依据专业需要,能够分别熟练掌握古汉语、民族语言、外语等语言。音乐理论的研究成果需要借助文字来表达,因此不仅能用笔如舌,而且还要有文笔之美,使人读来能够感受到理性之美、艺术之美与文辞之美并茂。另一方面,他还强调,音乐学是一项辛苦惨淡、艰难寂寞的事业,要学的东西很多, 需要具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
蓝玉崧一生坚守音乐教育的阵地,爱生如子,爱校如家。虽然斯人早已离去,但他那儒雅的气质、犀利的言辞、慈祥的面容、俊朗的笑声,永远镌刻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如今,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我们回望蓝玉崧教授的精神风范和教学风采,他的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报国情怀,学贯中西、艺道并遒的学术素养,点石成金、琢璞成器的教学能力,教不厌、学不倦的敬业精神,依然具有引领未来的时代价值,值得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学习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