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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的表演、审美与当代创作——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2届年会第四会场(第六至九单元)综述

信息来源:音乐学系 发布日期:2022-12-09 20:15:28 更新日期:2025-03-23 20:19:38

第六单元

本届年会第四会场第六单元共有五位学者发言,由山东师范大学张斌主持,四川音乐学院刘雯评议。

第六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内蒙古民族大学耿学刚教授与陈佳星同学《蒙古族博歌舞音乐及其和谐生态观》,以蒙古族博歌舞音乐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观、多视角、跨学科等研究方法,将蒙古族博歌舞音乐艺术置于文化人类学及民族生态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着重探索博歌舞音乐艺术本体和博歌舞形态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使蒙古族博歌舞文化艺术中的人文精神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转化为能在当代起作用的鲜活因素,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进一步推进博歌舞文化艺术的当代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胡南《观物取象:长江中上游大筒类胡琴艺术的生成理念》,以长江中上游流域汉族大筒类胡琴艺术中“观物取象”的生成理念为核心,将其时空分布作为前提,整体考察它们在不同时空场域中逐渐酝酿成的地方艺术传统和特质。“观物取象”在长江中上游流域汉族大筒类胡琴艺术中体现为“地-音-人”和“物-人-事”的关系。她认为,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筒类胡琴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筒类胡琴艺术中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特质是在不同时空场域中酝酿而成的,该类艺术生成中的“物”(场域)和“象”(载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建构了以“物”为体,以“象”为用的艺术理念。

四川音乐学院卢婷以《川西北地区嘉绒达尔尕的歌唱行为与声音观念研究》为题,将嘉绒达尔尕置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视角,对其歌唱行为及行为背后的声音观念进行探究,以期获得对达尔尕审美意义的理解与认知。她认为,达尔尕是嘉绒人以声音、身体为媒介,在特定场域下、以特定程式展开的古老表演传统。从“达尔尕底”到“达尔尕仁”,人们按照特定的仪式,通过特殊的唱腔、特定的曲调以及身体行为的变化,建构出一个“神喜人乐”的时空场域,从而实现从“众神欢喜”到“世俗之乐”的不同“喜乐”境界。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苗虹以《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浸润下的太原锣鼓研究》为题,探究太原锣鼓中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挖掘太原锣鼓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现实意义。她认为,太原锣鼓在中国古代音乐审美思想的浸润下,锐意进取,创新发展,它之所以能有今天傲人的成就,绝不仅凭借其雄浑的音响及优美的肢体语言,而更多是依托其蕴藏的音乐美学内涵。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斌《“散板”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维与观念》,认为散板的节奏松紧有序,张弛有度,中国传统音乐板式的慢板、原板、快板等概念在其中都有体现,它不仅仅包含节奏、节拍等时间因素,还包含速度、力度、音色等多种因素,散式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中“音无定高”“拍无定值”“口传心授”等思维方式,体现了较为独特的美学特征。散板的产生动因是传统生产方式、传承方式、心理因素和线性思维,散板蕴含了“大团圆”“感性”“对立统一”等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维,并体现了“和”“自然”“悲情”等美学观念。

评议人刘雯首先肯定了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她认为,每位发言人的题目都较有学术性,视角独特,资料丰富,显示出各位学者对待学术认真、执着的态度。她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提出记谱的重要性,认为田野调查中应尽量自己记谱,用乐谱和音响实例做研究,会使研究更深入而有所突破。另外她指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思维观念有所不同,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时应注意区分。在对传统音乐进行美学方面的研究时,要从微观视角切入,并紧扣美学思想进行研究。

第七单元

第七单元共有五位学者发言,由四川音乐学院路菊芳主持,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苏毅苗评议。

第七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周心雨《传统的发明——唢呐融入过山瑶“还家愿”仪式中的音声建构与文化阐释》,根据湘南蓝山县、宁远县等多场“还家愿”田野考察实录,以及运用口述史、历史民族音乐学等方法,对瑶族唢呐在仪式中如何“从无到有”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她进一步探讨唢呐音乐与仪式各个环节的融合声效与互动意义,以及唢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建构新的仪式传统和族群认同所生成的象征意义。

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段蕴格《孝亲理念中的声音空间:洱海白族婚礼仪式用乐的文化研究》,通过洱海白族仪式用乐考察,进一步追寻孝亲观念中音声的表现形式,透过音声要素与仪式对象之间的关系,将仪式作用于人、物、事、态中的每一个环节观测音声的运用原则。她认为,洱海地区的白族婚礼,三弦与唢呐总是白族人“办事情”时不可或缺的乐器,而任何一个民族中的音乐形态总是会包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且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是由外显与内涵两部分组成。大理白族婚礼仪式用乐所体现的是基于孝亲传统在物质世界中的具体反映,在这种特殊的表现情境下,音乐表演行为因具有特定或不特定的社会文化含义而具有象征意义,从而成为白族人精神世界中孝悌文化的象征符号。

太原师范学院杨扬以《神药两解:四川平武白马藏族消灾仪式音乐探析》为题,通过对平武白马藏族消灾仪式的描述、音乐形态分析、文化释义三部分的论述与分析,从中可以了解到,消灾仪式中白盖与索约创造的音乐或其它声音,构建出了仪式的情绪氛围和神鬼的虚幻意象。他认为,白盖正是借助专属性的音乐,消除主家人的灾祸,主家在这样的仪式音乐中,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并寻求着解决之道与对灾祸的解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从而达到心灵与肉体的“神药两解”。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包青青《有限与无限之间——蒙古族科尔沁萨满仪式中的神歌及其表演经验》,聚焦对色仁钦(已故)门派的车留金和钱玉兰两位萨满,对其祭祀、请神、驱魅三个主题的45场仪式的田野调查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局内自述中36首非指神歌的实数,而是理想化的传承认知的概数,它不仅具有歌的概念,亦有曲调之意。从神歌的生成素材——曲调与唱词来看,它是有限的和给定的传承状态,但在仪式的表演过程中,有限的素材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在不同的仪式中转化成无限多的表演文本。她认为,唯在仪式中关注表演过程,才能理解由表演所带来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和神歌的传承之实。

四川音乐学院路菊芳《族性歌腔——彝族阿都火把节仪式音乐形态比较研究》,以火把节仪式表演活动为时间中轴,将火把节仪式活动表演后的音乐文本与仪式表演之前同类音乐及相关音乐类型进行逆向的扩展比较,探究阿都火把节仪式中族性歌腔音乐形态结构特征,进而解释仪式核心层歌腔音乐与诺苏传统音乐一脉相承的关系。

评议人苏毅苗对各位发言人带来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既认为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扎实,视角新颖,也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同学提出了建议,例如要注意仪式中音乐是否一直存在,并鼓励学者亲自记谱。另外,她还提出田野工作要做细、做实,收集到的材料应当合理地印证作者的观点。

第八单元

第八单元共有四位学者发言,由青海民族大学苏娟主持,西安音乐学院王安潮评议。

第八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亳州学院徐涛《传统音乐元素在电影插曲中的创作研究——以<小扁担,三尺三>为例》,通过参照传统两夹弦剧目与部分河南民歌,分析该歌曲在音乐创作上如何将地方传统戏曲和地方民歌的音乐元素与专业作曲中的写作手法相融合,进而探究其对我国新时代电影插曲音乐创作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台湾艺术大学博士研究生郭相炜《国乐多元语汇的融合与表达——从中华国乐学会2018-2020之委约作品谈台湾当代国乐之创作特征》,以中华国乐学会2018-2020之委约创作的30首民乐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学界目前关于民乐发展分期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动机,运用访谈、音乐分析、文献分析和影音数据观察等研究方法,管窥当下台湾民乐创作之样貌与形态。他认为台湾当代民乐作品创作具有素材与形式的多元性、理念及内容的折衷性及创作和诠释的无常性等三个特征。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汪瑶以《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润腔艺术研究》为题,选取孙世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同唱段和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唱段的音(视)频资料为研究对象,从音响形态入手,用计算机软件生成可视化的频谱,以音色性润腔、音高性润腔、节奏性润腔和力度性润腔四个方面对其润腔艺术特征进行解析,并结合多次的访谈,认为孙世安在传统剧目中比现代剧目有更多个性化的润腔处理,传统剧目润腔处理的历时性变迁有明显的变异性。

悉尼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余沁毓以《大国音乐外交:1949至1959年间中国文化代表团赴苏演出》为题,通过追溯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阐述了音乐与政治、音乐与外交的关系,并以实例回溯重要演出的过程和全貌,分析演出中节目的选择和特点,探析中苏两国在上世纪音乐交流的方式和特点,指出我国多次赴苏访问演出的积极影响,并给予现今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间的文化外交以一定启示。

评议人王安潮结合本组发言内容,建议在传统音乐与新创音乐进行比较时,在注意到普通的旋法形态的同时,还应找出更具特色的旋法进行比较分析。他肯定了用定量分析法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价值,并指出地方戏表演者研究不要忽略了小众的戏剧名家。从现象到本质的立论可以再找一些相关证据来进行支撑。

第九单元

第九单元共有四位学者发言,由中国音乐学院袁环主持,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林评议。

第九单元发言人与评议人合影

上海政法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曾嵘《戏曲音乐现代性表达的经典范式——以越剧<祥林嫂>为例》,由戏曲现代性问题切入,认为音乐的现代性是现代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戏曲音乐现代性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音乐中的中西关系和新旧关系两大难题。她以现代戏《祥林嫂》为例探讨了越剧的创腔方式:“西为中用”即乐队融合、技法融合与创作思维融合;“以旧入新”即以典型人物塑造为核心的唱腔创作新思路,以叙事、抒情、个性“三融合”的唱腔创作新目标和以演员为中心的“三结合”创腔新模式。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史婧颖《传统音乐当代创作模式下衍生的新兴剧种音乐》,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新兴剧种的产生背景,认为挖掘、抢救、整合濒危的地方传统音乐、将其他传统艺术形式嬗变为戏曲艺术性的演进思想、改写本土或本组戏曲空缺的历史是其产生的三大动因。她总结了音乐“剧种化”的建构路径和新兴剧种音乐编创的模式。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生崔隽扬《不同场域下【耍孩儿】的比较研究——以<狮子洞>为例》,将文采声像版本和央视版本的同一片段进行对比,分析不同版本唱词、表演形式、人物形象的区别,并运用夏普理论中的“选择性原则”“变异性原则”,分析不同版本出现的主要原因,认为最接近【耍孩儿】表演本身的是文采声像版本。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袁环《中国民间戏曲音乐即兴编创方式研究——以姚剧路头戏<大祭桩>编演实践为例》,以个案实验的方式,对比不同剧团、不同场次的姚剧路头戏剧目《大祭桩》的编演实践,进一步解析姚剧路头戏的创作流程与方法,试图将艺人脑海中的内在艺术经验外化显现。她指出:路头戏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生存,这是由观众参与选择的表演形式,路头戏音乐维系着传统姚剧唱腔的特点,是艺术内部的自我维护与文化坚守。

评议人张林认为,民族性和现代性是当代创作中都要考虑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可从民族音乐学语境出发去思考音乐的变化;要注意听众对新兴剧种的接受度以及这些剧种如何存续的问题;表演中除了要注意行为、观念,更应该把音乐纳入到研究中来;民间艺人脑中有一副即兴编创的“地图”,这是中国传统音乐能够代代传承的根本。

供稿:张斌